曼因斯坦的实验室搬来南都之后，杨平的生活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。
第一个变化是食堂午餐时间变长了。以前他一个人吃饭，十分钟解决，边吃边看手机。现在不行了，八个德国人加一个瑞士人，每人都有问题。克拉拉问数据处理的算法细节，汉斯问统计方法，问临床转化的路径，曼因斯坦问什么都问，从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到南都哪里买正宗的德国香肠。
第二个变化是周末变得不可预测。说好的周六休息，但德国人们把“休息”定义得很奇怪。他们可以在实验室待一整天，一边做实验一边休息。杨平劝过两次，发现劝不动，就不劝了。他只是每周六下午准时出现，带他们去吃不同的东西。湘菜、川菜、火锅、烤串、早茶、肠粉、煲仔饭——按照曼因斯坦的说法，“杨教授正在用食物对我们进行一场温柔的文化侵略”。
“这不是侵略。”杨平说，“这是文化交流。”
“有什么区别？”曼因斯坦问。
“侵略是你不想吃也得吃，交流是你吃了之后还想吃。”
曼因斯坦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，又加了一碗米饭。
这种日子过了大概一个月，所有人都以为会这样平静地持续下去，—做实验，写论文，吃饭，再做实验。直到那个周五的下午，一封邮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。
曼因斯坦的论文完成了。
他把二十三个星期的数据写成了一篇完整的论文。题目很朴素，没有感叹号，没有“突破性”“首次”“革命性”这类词，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：
“基于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灵长类脊髓损伤修复研究”
杨平看完初稿的那个晚上，给曼因斯坦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投哪里？”
曼因斯坦的回复让杨平愣了一下：“《医学》。”
《医学》是杨平主编的期刊。这本期刊创刊才几年时间，在学术界的地位远不如《自然·医学》。虽然杨平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严格把关，让《医学》在短时间内进入了SCI，影响因子也在稳步上升，但跟《自然》子刊相比，差距还是很明显。
“你确定？”杨平回复，“《自然·医学》会更合适，影响力更大，审稿也快。”
曼因斯坦的回复很长，像是在手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敲了很久：
“教授，我考虑过，以这个数据的分量，投《自然·医学》一定会被接收，而且可能很快。但这不是我想要的。这个理论的根在中国，在你这里，我想让它发在中国人主编的期刊上。这不是客气，是原则。而且我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这个期刊。”
杨平看着这条消息，很久没有回复。
他主编《医学》的初衷很简单，中国学者做出来的好工作，不应该总要跑到国外去发表。国内需要一个高水平的、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。但这件事情太难了。好论文都往国外顶刊跑，国内期刊拿到的往往是二流、三流的工作。这是恶性循环，也是现实。
曼因斯坦愿意把这篇论文投给《医学》，是一个赌注。对曼因斯坦来说是学术风险，对杨平来说是信任。
“好！”杨平最终回复，“但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？”
“这篇投《医学》，你的数据不止够一篇论文，把机制研究的那部分单独写一篇，投《自然·医学》。这样两边不耽误。”
曼因斯坦隔了很久才回复：“教授，你在教我学术策略？”
“我在教你做人，你不能为了支持我的期刊，牺牲你自己的学术影响力。两篇都发，主论文在我这儿，衍生论文去顶刊，这是最优解。”
这一次曼因斯坦回得很快：“教授，你有时候真的很烦人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但你说得对，我写。”
一周后，杨平的邮箱里收到了两篇论文。
第一篇，《医学》投稿系统里显示的题目是：“基于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灵长类脊髓损伤修复研究”。作者名单很长，曼因斯坦是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，后面跟着克拉拉、汉斯、弗里茨，以及杨平课题组的几个核心成员。致谢部分只有一句话：“献给所有不相信‘不可能’的人。”
第二篇，曼因斯坦发到杨平私人邮箱的草稿，题目是：“非靶向基因调控对灵长类脊髓损伤修复的意外效应”。这篇是纯机制研究，探讨的是那只非靶向干预组猴子的意外恢复，—那个被曼因斯坦取名为“惊喜”的M21。”
“教授，第二篇我打算投《自然·医学》。”
杨平看着这封邮件，笑了一下。曼因斯坦这个人，有时候固执得让人想敲他脑袋，但这种固执里有一种很干净的、近乎天真的正直。
“行，投吧。”
曼因斯坦回复了一个OK的表情。
《自然·医学》的审稿来得很快。
投稿后第四周，曼因斯坦在组会上宣布了消息：“《自然·医学》那边回来了，连小修都不需要。”
整个实验室欢呼起来，曼因斯坦举起双手，像是刚进了一个球。克拉拉尖叫了一声，然后不好意思地捂住了嘴。汉斯笑得像个两百斤的孩子，虽然他一直都是两百斤。
曼因斯坦等欢呼声落下去，才补了一句：“但是《医学》那边的审稿，还要再等等。”
杨平没有说话，他知道《医学》的审稿流程，现在的审稿人库还不够大，合适的审稿人不好找，周期自然会长。这是所有新期刊的通病，急不来。
《医学》的审稿在第六周终于回来了。
那天是周二，南都难得的大晴天。杨平正在办公室看一份基金申请书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投稿系统的自动通知。他打开邮件，看了一眼结论：
“Major revision required.”
大修。
杨平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他继续看完基金申请书，给申请人写了一段修改意见，然后才打开审稿意见的附件。
两个审稿人。
第一个审稿人，来自国内某顶尖高校，写了整整三页。开头是肯定的——“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”——然后是一长串问题。样本量、统计方法、对照设置、机制证据、长期随访数据……每一条都很专业，每一条都切中要害。
第二个审稿人，匿名的国际审稿人，英文写得很地道，应该是母语者。只有一页，但最后一句话让杨平看了两遍：
翻译过来就是：你说你的工作是建立在三维导向基因理论之上的，但理论和实验结果之间的关联说得不够清楚。
杨平合上电脑，靠在椅背上，想了很久。
曼因斯坦在显微镜前坐着，听到脚步声抬起头。他看到杨平的表情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显微镜让出来，示意杨平坐下。
“不用。”杨平说，“审稿意见回来了。”
“大修还是小修？”
“大修！”
曼因斯坦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但杨平注意到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微微收紧了。
“两个审稿人，一个国内的，很专业，提的问题都很实在。一个国外的，说我们的理论和数据之间的关联不够清楚。”
曼因斯坦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都说得对。”他说。
杨平看着他。
曼因斯坦站起来，走到白板前：“我一直知道这个问题，教授，你的理论是关于细胞如何在三维空间中感知自己的位置、并根据位置信息做出正确的行为决策。但我的实验，用的是基因调控的手段。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链条是：基因调控→微环境改变→细胞位置感恢复→轴突再生连接→功能恢复。中间有三个箭头，我只证明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。中间的两个箭头，我没有直接证据。”
杨平走到白板前，拿起笔，在曼因斯坦写的那行字下面画了一条线。
“中间的两个箭头，我来帮你证明。”
曼因斯坦转过头，看着杨平。
“你确定？教授，这不是你的实验。这是我的。”
“算是义务劳动吧”杨平说，“理论是我的，实验是你的。中间的两个箭头是理论和实验之间的桥，我写理论框架的部分，你补实验证据的部分。一周之内，给审稿人回复。”
曼因斯坦看着杨平，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但最终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好！”
接下来的七天，是杨平见过的最疯狂的七天。
曼因斯坦把团队分成了三组。第一组负责补实验，—用组织学的方法直接证明轴突再生确实受到了三维导向信号的引导。第二组负责那只“无反应者”的深入分析，弗里茨从动物房里取出了那只猴子的所有组织样本，克拉拉做了全基因组的测序，汉斯做了一百七十二页的数据分析。第三组负责新的对照实验，用非靶向的基因编辑作为阴性对照，排除脱靶效应的干扰。
曼因斯坦自己同时在三组之间切换。早上在动物房看猴子，上午在实验室做分子实验，下午在办公室写回复信，晚上和杨平通电话讨论审稿意见的每一条。
杨平这边也没有闲着。他把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核心命题重新梳理了一遍，用一种更清晰、更直接的方式，写进了论文的理论框架部分。他不是在修补，是在重建。以前那篇论文里的理论部分像是草稿，现在这篇像是定稿，—更干净，更锋利，更有力。
第三天的时候，克拉拉从那只“无反应者”的基因组里发现了一个异常。
“Cas9的脱靶效应。”她在组会上说，声音有些发抖，“它在基因组的非目标位点造成了一个插入突变，这个突变恰好影响了一个与神经元存活相关的基因。这可能是它没有恢复的原因，不是方法无效，是基因编辑出了意外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一会。
“这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”有人问。
曼因斯坦说，“都是！坏消息是我们的基因编辑不够精确，脱靶效应可能比预期的更常见。好消息是无反应者的出现不是因为方法本身不行，而是因为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技术问题。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提高基因编辑的精度，响应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。”
他看向杨平。
杨平点了点头：“这个发现很重要，回复审稿人的时候，要把它写进去。诚实地说出问题，诚实地分析原因，诚实地提出改进方案，诚实是科学的第一素养。”
第六天的时候，杨平的理论框架部分写完了。他没有发给曼因斯坦，而是直接打印出来，走到研究所西侧的实验室，放在曼因斯坦的桌上。
曼因斯坦拿起来，读了第一段，然后抬起头看了杨平一眼。读了第二段，把论文放下，摘掉眼镜，揉了揉眼睛。
“教授，你以前是学文学的？”
“我是学医的。”
“你不应该学医，你应该学文学。你写的这个理论框架，比我写的漂亮十倍。”
“你学会了拍马屁？”杨平说，“我需要你告诉我，有没有写错。”
曼因斯坦重新戴上眼镜，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读完之后，他把论文放在桌上，看着杨平。
“没有写错，每一个字都对。不只是对，是…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……是那种‘本该如此’的感觉。好像这些文字不是你在写，是这个理论自己在说话。”
杨平靠在椅背上：“马屁少拍！”
“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马屁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”曼因斯坦耸耸肩。
第七天，回复信完成了。
四十七页，比论文本身还长。逐条回应审稿人的每一个问题，附上补充实验的数据、新的分析结果、修改后的图表。语气不卑不亢，该认的认，该辩的辩，该补充的补充。
曼因斯坦在回复信的最后一页加了一句话：
“我们感谢审稿人提出深思熟虑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，这些意见显著提升了本论文的质量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要求我们厘清三维导向基因理论与实验结果之间关联的这一意见，促使我们对理论框架进行了更深入、更严谨的阐述。我们相信，修改后的论文如今更清晰、更有力地展示了如何在灵长类脊髓中实现导向性轴突再生。”
杨平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这一段是曼因斯坦自己写的，没有给杨平看过。他在说“谢谢审稿人”，但实际上是在说“你们说得对，我们改进了，现在更好了”。这是一种老派的、欧洲式的礼貌，礼貌下面是不卑不亢的自信。
杨平说：“可以了，投吧！”
曼因斯坦握着鼠标，光标停在“Submit”按钮上，没有点下去。
“教授，你说《自然·医学》那边已经通过了，很快就要发表。《医学》这边还在大修，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——衍生论文先发表，主论文后发表？”
“会！”
“那别人会不会觉得奇怪？为什么更重要的结果发在了影响力更小的期刊上？”
杨平看着他。
“你觉得呢？”
曼因斯坦说：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正确的期刊发表了正确的论文。影响力什么的，时间会给出答案。”
他点下了“Submit”。
屏幕上出现一个绿色的对勾，下面一行字：“Your revision has been submitted successfully.”
曼因斯坦也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“教授，你知道吗，这是我做过的最疯狂的学术决定。”
“把主论文投给《医学》？”
“不是！”曼因斯坦说，“是在投稿之前没有请你把理论框架部分再改一遍，你写的第一版就已经是最终版了。”
杨平笑了，不是客气的笑，是真的被逗笑了。
“你还真的学会了拍马屁，这可不是好事？”
“马屁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”
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都笑了。
第一个变化是食堂午餐时间变长了。以前他一个人吃饭，十分钟解决，边吃边看手机。现在不行了，八个德国人加一个瑞士人，每人都有问题。克拉拉问数据处理的算法细节，汉斯问统计方法，问临床转化的路径，曼因斯坦问什么都问，从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到南都哪里买正宗的德国香肠。
第二个变化是周末变得不可预测。说好的周六休息，但德国人们把“休息”定义得很奇怪。他们可以在实验室待一整天，一边做实验一边休息。杨平劝过两次，发现劝不动，就不劝了。他只是每周六下午准时出现，带他们去吃不同的东西。湘菜、川菜、火锅、烤串、早茶、肠粉、煲仔饭——按照曼因斯坦的说法，“杨教授正在用食物对我们进行一场温柔的文化侵略”。
“这不是侵略。”杨平说，“这是文化交流。”
“有什么区别？”曼因斯坦问。
“侵略是你不想吃也得吃，交流是你吃了之后还想吃。”
曼因斯坦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，又加了一碗米饭。
这种日子过了大概一个月，所有人都以为会这样平静地持续下去，—做实验，写论文，吃饭，再做实验。直到那个周五的下午，一封邮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。
曼因斯坦的论文完成了。
他把二十三个星期的数据写成了一篇完整的论文。题目很朴素，没有感叹号，没有“突破性”“首次”“革命性”这类词，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：
“基于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灵长类脊髓损伤修复研究”
杨平看完初稿的那个晚上，给曼因斯坦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投哪里？”
曼因斯坦的回复让杨平愣了一下：“《医学》。”
《医学》是杨平主编的期刊。这本期刊创刊才几年时间，在学术界的地位远不如《自然·医学》。虽然杨平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严格把关，让《医学》在短时间内进入了SCI，影响因子也在稳步上升，但跟《自然》子刊相比，差距还是很明显。
“你确定？”杨平回复，“《自然·医学》会更合适，影响力更大，审稿也快。”
曼因斯坦的回复很长，像是在手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敲了很久：
“教授，我考虑过，以这个数据的分量，投《自然·医学》一定会被接收，而且可能很快。但这不是我想要的。这个理论的根在中国，在你这里，我想让它发在中国人主编的期刊上。这不是客气，是原则。而且我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这个期刊。”
杨平看着这条消息，很久没有回复。
他主编《医学》的初衷很简单，中国学者做出来的好工作，不应该总要跑到国外去发表。国内需要一个高水平的、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。但这件事情太难了。好论文都往国外顶刊跑，国内期刊拿到的往往是二流、三流的工作。这是恶性循环，也是现实。
曼因斯坦愿意把这篇论文投给《医学》，是一个赌注。对曼因斯坦来说是学术风险，对杨平来说是信任。
“好！”杨平最终回复，“但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？”
“这篇投《医学》，你的数据不止够一篇论文，把机制研究的那部分单独写一篇，投《自然·医学》。这样两边不耽误。”
曼因斯坦隔了很久才回复：“教授，你在教我学术策略？”
“我在教你做人，你不能为了支持我的期刊，牺牲你自己的学术影响力。两篇都发，主论文在我这儿，衍生论文去顶刊，这是最优解。”
这一次曼因斯坦回得很快：“教授，你有时候真的很烦人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但你说得对，我写。”
一周后，杨平的邮箱里收到了两篇论文。
第一篇，《医学》投稿系统里显示的题目是：“基于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灵长类脊髓损伤修复研究”。作者名单很长，曼因斯坦是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，后面跟着克拉拉、汉斯、弗里茨，以及杨平课题组的几个核心成员。致谢部分只有一句话：“献给所有不相信‘不可能’的人。”
第二篇，曼因斯坦发到杨平私人邮箱的草稿，题目是：“非靶向基因调控对灵长类脊髓损伤修复的意外效应”。这篇是纯机制研究，探讨的是那只非靶向干预组猴子的意外恢复，—那个被曼因斯坦取名为“惊喜”的M21。”
“教授，第二篇我打算投《自然·医学》。”
杨平看着这封邮件，笑了一下。曼因斯坦这个人，有时候固执得让人想敲他脑袋，但这种固执里有一种很干净的、近乎天真的正直。
“行，投吧。”
曼因斯坦回复了一个OK的表情。
《自然·医学》的审稿来得很快。
投稿后第四周，曼因斯坦在组会上宣布了消息：“《自然·医学》那边回来了，连小修都不需要。”
整个实验室欢呼起来，曼因斯坦举起双手，像是刚进了一个球。克拉拉尖叫了一声，然后不好意思地捂住了嘴。汉斯笑得像个两百斤的孩子，虽然他一直都是两百斤。
曼因斯坦等欢呼声落下去，才补了一句：“但是《医学》那边的审稿，还要再等等。”
杨平没有说话，他知道《医学》的审稿流程，现在的审稿人库还不够大，合适的审稿人不好找，周期自然会长。这是所有新期刊的通病，急不来。
《医学》的审稿在第六周终于回来了。
那天是周二，南都难得的大晴天。杨平正在办公室看一份基金申请书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投稿系统的自动通知。他打开邮件，看了一眼结论：
“Major revision required.”
大修。
杨平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他继续看完基金申请书，给申请人写了一段修改意见，然后才打开审稿意见的附件。
两个审稿人。
第一个审稿人，来自国内某顶尖高校，写了整整三页。开头是肯定的——“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”——然后是一长串问题。样本量、统计方法、对照设置、机制证据、长期随访数据……每一条都很专业，每一条都切中要害。
第二个审稿人，匿名的国际审稿人，英文写得很地道，应该是母语者。只有一页，但最后一句话让杨平看了两遍：
翻译过来就是：你说你的工作是建立在三维导向基因理论之上的，但理论和实验结果之间的关联说得不够清楚。
杨平合上电脑，靠在椅背上，想了很久。
曼因斯坦在显微镜前坐着，听到脚步声抬起头。他看到杨平的表情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显微镜让出来，示意杨平坐下。
“不用。”杨平说，“审稿意见回来了。”
“大修还是小修？”
“大修！”
曼因斯坦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但杨平注意到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微微收紧了。
“两个审稿人，一个国内的，很专业，提的问题都很实在。一个国外的，说我们的理论和数据之间的关联不够清楚。”
曼因斯坦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都说得对。”他说。
杨平看着他。
曼因斯坦站起来，走到白板前：“我一直知道这个问题，教授，你的理论是关于细胞如何在三维空间中感知自己的位置、并根据位置信息做出正确的行为决策。但我的实验，用的是基因调控的手段。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链条是：基因调控→微环境改变→细胞位置感恢复→轴突再生连接→功能恢复。中间有三个箭头，我只证明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。中间的两个箭头，我没有直接证据。”
杨平走到白板前，拿起笔，在曼因斯坦写的那行字下面画了一条线。
“中间的两个箭头，我来帮你证明。”
曼因斯坦转过头，看着杨平。
“你确定？教授，这不是你的实验。这是我的。”
“算是义务劳动吧”杨平说，“理论是我的，实验是你的。中间的两个箭头是理论和实验之间的桥，我写理论框架的部分，你补实验证据的部分。一周之内，给审稿人回复。”
曼因斯坦看着杨平，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但最终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好！”
接下来的七天，是杨平见过的最疯狂的七天。
曼因斯坦把团队分成了三组。第一组负责补实验，—用组织学的方法直接证明轴突再生确实受到了三维导向信号的引导。第二组负责那只“无反应者”的深入分析，弗里茨从动物房里取出了那只猴子的所有组织样本，克拉拉做了全基因组的测序，汉斯做了一百七十二页的数据分析。第三组负责新的对照实验，用非靶向的基因编辑作为阴性对照，排除脱靶效应的干扰。
曼因斯坦自己同时在三组之间切换。早上在动物房看猴子，上午在实验室做分子实验，下午在办公室写回复信，晚上和杨平通电话讨论审稿意见的每一条。
杨平这边也没有闲着。他把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核心命题重新梳理了一遍，用一种更清晰、更直接的方式，写进了论文的理论框架部分。他不是在修补，是在重建。以前那篇论文里的理论部分像是草稿，现在这篇像是定稿，—更干净，更锋利，更有力。
第三天的时候，克拉拉从那只“无反应者”的基因组里发现了一个异常。
“Cas9的脱靶效应。”她在组会上说，声音有些发抖，“它在基因组的非目标位点造成了一个插入突变，这个突变恰好影响了一个与神经元存活相关的基因。这可能是它没有恢复的原因，不是方法无效，是基因编辑出了意外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一会。
“这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”有人问。
曼因斯坦说，“都是！坏消息是我们的基因编辑不够精确，脱靶效应可能比预期的更常见。好消息是无反应者的出现不是因为方法本身不行，而是因为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技术问题。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提高基因编辑的精度，响应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。”
他看向杨平。
杨平点了点头：“这个发现很重要，回复审稿人的时候，要把它写进去。诚实地说出问题，诚实地分析原因，诚实地提出改进方案，诚实是科学的第一素养。”
第六天的时候，杨平的理论框架部分写完了。他没有发给曼因斯坦，而是直接打印出来，走到研究所西侧的实验室，放在曼因斯坦的桌上。
曼因斯坦拿起来，读了第一段，然后抬起头看了杨平一眼。读了第二段，把论文放下，摘掉眼镜，揉了揉眼睛。
“教授，你以前是学文学的？”
“我是学医的。”
“你不应该学医，你应该学文学。你写的这个理论框架，比我写的漂亮十倍。”
“你学会了拍马屁？”杨平说，“我需要你告诉我，有没有写错。”
曼因斯坦重新戴上眼镜，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读完之后，他把论文放在桌上，看着杨平。
“没有写错，每一个字都对。不只是对，是…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……是那种‘本该如此’的感觉。好像这些文字不是你在写，是这个理论自己在说话。”
杨平靠在椅背上：“马屁少拍！”
“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马屁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”曼因斯坦耸耸肩。
第七天，回复信完成了。
四十七页，比论文本身还长。逐条回应审稿人的每一个问题，附上补充实验的数据、新的分析结果、修改后的图表。语气不卑不亢，该认的认，该辩的辩，该补充的补充。
曼因斯坦在回复信的最后一页加了一句话：
“我们感谢审稿人提出深思熟虑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，这些意见显著提升了本论文的质量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要求我们厘清三维导向基因理论与实验结果之间关联的这一意见，促使我们对理论框架进行了更深入、更严谨的阐述。我们相信，修改后的论文如今更清晰、更有力地展示了如何在灵长类脊髓中实现导向性轴突再生。”
杨平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这一段是曼因斯坦自己写的，没有给杨平看过。他在说“谢谢审稿人”，但实际上是在说“你们说得对，我们改进了，现在更好了”。这是一种老派的、欧洲式的礼貌，礼貌下面是不卑不亢的自信。
杨平说：“可以了，投吧！”
曼因斯坦握着鼠标，光标停在“Submit”按钮上，没有点下去。
“教授，你说《自然·医学》那边已经通过了，很快就要发表。《医学》这边还在大修，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——衍生论文先发表，主论文后发表？”
“会！”
“那别人会不会觉得奇怪？为什么更重要的结果发在了影响力更小的期刊上？”
杨平看着他。
“你觉得呢？”
曼因斯坦说：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正确的期刊发表了正确的论文。影响力什么的，时间会给出答案。”
他点下了“Submit”。
屏幕上出现一个绿色的对勾，下面一行字：“Your revision has been submitted successfully.”
曼因斯坦也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“教授，你知道吗，这是我做过的最疯狂的学术决定。”
“把主论文投给《医学》？”
“不是！”曼因斯坦说，“是在投稿之前没有请你把理论框架部分再改一遍，你写的第一版就已经是最终版了。”
杨平笑了，不是客气的笑，是真的被逗笑了。
“你还真的学会了拍马屁，这可不是好事？”
“马屁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”
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都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