曼因斯坦回德国后，杨平以为这件事会慢下来。
毕竟搬家是个大工程，跨国搬实验室更是。设备审批、动物运输、人员签证……随便哪一项都够折腾三五个月。杨平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，甚至在心里默默给了一个保守估计：最快也要半年。
结果第四天，曼因斯坦的邮件就来了。
“教授，设备清单已整理完毕。核心设备共47台/套，其中23台准备海运，15台随身携带（包括低温离心机和PCR仪，我已经和汉莎航空确认过，可以占用座位），剩余9台在德国出售。动物方面，M7和其他5只实验组猴子将随我一起迁移，德国动物福利委员会已批准，中国方面的手续正在办理。人员签证材料已提交，预计2-3周出签。
杨平看着这封邮件，沉默了很久。
随身携带低温离心机，占用座位，和汉莎航空确认过。
他转头对唐顺说：“你帮我查一下，德国人是不是不用睡觉。”
唐顺查了三分钟，很认真地回答：“杨教授，搜索引擎说德国人平均睡眠时间是6.8小时，比中国人还少0.3小时。”
“？”
“！”
三周后的一个清晨，曼因斯坦带着他的团队抵达南都。
杨平本以为来的只是曼因斯坦，最多再加两三个核心成员。结果从到达口走出来的，是整整八个人——七个德国人，一个瑞士人。每个人推着至少两个行李箱，其中有三个人推着的不是行李箱，而是带轮子的仪器箱，上面贴满了“精密仪器”“防震”“向上”的标签。
“教授！”曼因斯坦走在最前面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冲锋衣，精神比三周前好了很多，“我们来了！”
他身后，助手推着一个巨大的仪器箱，冲杨平挥了挥手。再后面是六个杨平只在视频会议里见过的面孔：技术员克拉拉，一个扎着马尾辫、戴圆框眼镜的年轻女人；博士后汉斯，光头，壮得像健身教练，但据说其实是个极度内向的社恐患者；动物管理员弗里茨，头发花白，不苟言笑，怀里抱着一只猫，不对，不是猫，是一只装在特制航空箱里的猴子。
“这是M7？”杨平指着那个航空箱。
弗里茨点了点头，把航空箱的透气窗打开一条缝，里面一双棕色的眼睛眨了眨，看着杨平。
“它晕机了！”弗里茨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，“飞了十个小时，吐了两次，但它很坚强。”
杨平蹲下来，凑近透气窗：“没事，到了就好了，这里比德国暖和，你会喜欢的。”
M7从透气窗里东张西望，试图大量周围的环境。
“走吧，”杨平站起来，“先回研究所，宿舍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区，走路五分钟，仪器先放实验室，明天再拆箱安装。”
实验室安排在原来的三博医院动物实验部。
“教授，”曼因斯坦说，“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。”
杨平看了他一眼。
“今天不行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你们先去安顿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，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干活。”
曼因斯坦张了张嘴，看了一眼身后的团队，八个人，十个小时的飞行，随身携带的离心机，晕机的猴子，所有人都在等他的决定。
他说：“好，今天休息，但是教授……”
“但是什么？”
“没有了，等我想好再说。”
晚上的接风宴在一家粤菜馆。
杨平特意选的，没有麻婆豆腐，没有水煮鱼，没有一切红色的、可疑的、会让德国人当场红脸的菜。白切鸡、清蒸鲈鱼、蒜蓉西兰花、白灼虾、烧鹅、叉烧……一桌子温和的、友善的、绝对不会触发警报的菜。
曼因斯坦吃得很满意，开席前积累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机，给每一道菜拍了照片。
“教授，”曼因斯坦说，“我敬你一杯。”
他举起茶杯。
所有人跟着举起了茶杯。
杯茶在粤菜馆昏黄的灯光下轻轻碰在一起，发出一声清脆的的声音。
第二天一早七点，杨平到研究所的时候，发现西侧侧实验室的灯已经亮了，他走过去看看。
推开门，看到了一幅让他怀疑自己还在做梦的画面。
曼因斯坦穿着白大褂，正在拆一个仪器箱，克拉拉在调试电脑，屏幕上已经打开了数据分析软件。汉斯在搬试剂盒，一箱一箱地往冰箱里码。弗里茨在动物房，蹲在M7的笼子前面，正在用德语轻声跟它说话。还有人在组装一台低温离心机。
只有七点半。
“你们几点来的？”杨平站在门口问。
曼因斯坦抬起头：“六点。”
“六点？”杨平看了一眼手表，“这里六点才开门吧。”
“我们等到六点，在大门口。”
杨平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说“你们刚来，需要倒时差”，想说“不要这么拼命，身体要紧”，想说“今天是周六”。但他看着曼因斯坦的满腔热情，他什么都没说。
他只是走进去，挽起袖子，开始帮忙搬箱子。
八点，唐顺来了，带了一大袋包子和豆浆。德国人们第一次吃包子，克拉拉咬了一口，汤汁溅到了白大褂上，她低头看了一眼，说了句德语。
“她说‘好吃，但是不好控制’。”曼因斯坦翻译。
中午十二点，仪器基本归位。曼因斯坦站在实验室中间，环顾四周，表情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出生。
他说：“教授，这里的动物实验室比我在德国的实验室好。”
杨平说：“你德国的实验室的配置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。”
“设备不如那里。”曼因斯坦说，“但是这里，这里的窗户朝南，猴子能看到太阳。德国太阴了，动物容易抑郁。这个很重要。”
杨平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窗户。南都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，落在M7的笼舍上。M7趴在阳光下，眯着眼睛，看起来很享受。
“它真的在晒太阳。”杨平说。
“动物需要阳光。”弗里茨走过来，难得地多说了一句，“不只是生理需要，是心理需要，抑郁的猴子恢复得慢，这是被证实的。”
杨平看着阳光下那只晕了机、吐了两次、从德国飞了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的猴子，它在晒太阳。它在晒太阳，眼睛眯着，嘴角，如果猴子有嘴角的话，现在正微微上扬。
杨平问道：“弗里茨，你以前在哪个实验室？”
“海德堡大学，做了二十二年。”他回答。
“为什么来这里？”
弗里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指了指M7。
“因为它，我在这行做了二十二年，见过很多猴子。瘫痪的、得肿瘤的、被用来做实验然后安乐死的。我每天早上进动物房，它们看着我的眼神都是一样的，害怕。但是M7不一样。手术后第八周开始，它的眼神变了，不是害怕，是期待。它期待站起来，期待走路，期待活着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。
“我想在有生之年，看到一只瘫痪的猴子重新跑起来，不是为了论文，是为了它们的眼神。”
杨平看着弗里茨，这个头发花白的德国老人，二十二年的动物管理员，从海德堡来到南都，不是为了职称，不是为了经费，不是为了任何写在纸上的东西，是为了一个眼神。
杨平说：“会的！它会跑起来的。”
下午，曼因斯坦把所有人叫到一起，开了一个短会。
“接下来的事情很多，我们没有时间来适应中国的生活。”他在白板上写，“第一，M7和其他实验组猴子的长期随访，每天记录行为学数据，每周一次电生理，每两周一次影像学。第二，第二批灵长类实验的设计，扩大样本量到二十四只，增加不同的损伤节段和损伤程度。第三——”
他写下一个大大的数字：50%→70%。
“我们要把这个数字提上去。62%不够，70%是下一个目标。怎么实现？我们讨论！”
实验室里安静下来。
然后汉斯举手。
“改变给药窗口，目前的窗口期是损伤后48小时，但我们在小鼠实验中发现，不同类型的损伤有不同的最佳窗口。完全性损伤需要更早干预，不完全性损伤可以稍晚。如果能个体化窗口……”
“个体化窗口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术前就对损伤类型做出精准判断。”曼因斯坦打断他，“这在灵长类动物上可行，但未来到临床上，病人从损伤到入院的平均时间是6到8小时，48小时窗口是可行的，再往前推，时间不够，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，研究和贴合临床实际。”
“那就开发快速诊断工具。”克拉拉说，“一种能在急诊室快速判断损伤类型和最佳干预窗口的生物标记物。我查过文献，有三个候选分子……”
“等一下。”杨平出声了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“你们来的第一天，就开始讨论怎么把50%提到70%，怎么开发快速诊断工具，怎么个体化窗口。”杨平说，“你们不打算先适应一下环境吗？”
曼因斯坦笑了：“教授，我们在飞机上已经适应了十个小时，不需要再花时间适应中国，关起门来，我觉得中国和德国区别不大，不需要适应。”
“那倒时差呢？”
“时差可以在实验室里倒。”
杨平看着这群德国人，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曼因斯坦为什么被称为天才科学家，特别聪明，近乎偏执的专注力。这种专注力不是后天训练出来的，是长在骨头里的。
“行，”杨平说，“讨论继续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？”
“每周至少休息一天。不是让你们躺在床上，是出去走走，看看这个城市。你们从德国搬过来，不是为了把德国实验室复制到中国。是为了做德国做不了的实验，也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里多一种可能。”
曼因斯坦想了想：“周六休息。”
“周六不行，周六我要带你们去吃川菜。”
曼因斯坦的表情像是听到了死刑判决。
“开玩笑的。”杨平说，“周六吃湘菜。”
整个实验室哄堂大笑，曼因斯坦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，在白板上又加了一条：
“第四条：每周六，杨教授请客。”
杨平看着这行字，没有反驳。
傍晚六点，杨平准备下班的时候，路过研究所的西侧，灯还亮着。
他推门进去，发现曼因斯坦一个人坐在电脑前，屏幕上是一张脊髓切片的显微图像。他看得很专注，连杨平进来都没注意到。
“还不走？”杨平问。
曼因斯坦回过头，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睛：“教授，我在看M7第十六周的切片，你看这里——”
他指着屏幕上的一处。
“这个区域的轴突密度比第八周增加了三倍，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M7的步态还有异常，神经连接是重建了，但连接分布不均匀。”
杨平凑近屏幕，看了很久。
“这就是14%到62%之间的差距，14%的时候，我们只关心‘有没有连接’。62%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关心‘连接得是否均匀’。等到了70%、80%、90%，我们关心的会是‘连接得完不完美’。每前进一步，标准就提高一步，问题就深入一层。这就是科学的真相，你以为快到终点了，其实只是看到了下一座山的山脚。”
曼因斯坦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“教授，你说我们这辈子能看到100%吗？”
“100%的什么？”
“100%的修复，一个脊髓完全损伤的人，重新跑步、跳高、打篮球，我们这辈子能看到吗？”
杨平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“说实话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确定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如果我们不做，肯定看不到。如果做，也许在某个人的有生之年能看到。那个人可能不是你，不是我，可能是某个现在还没出生的孩子。但每一步都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，没有人走的每一步是白费的。”
曼因斯坦看着杨平，好一会儿没说话。
“教授，你比我有耐心。”
“只顾攀登，不问山高！”
“多有意境啊！”
杨平站起来，拍了拍曼因斯坦的肩膀。
“走吧，今天先到这里。明天还要继续。”
曼因斯坦关掉电脑，站起来，拿起外套。
两个人一起走出实验室，走过走廊，走过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又熄灭的节奏。走出研究所大门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亮着，远处有南都夜晚特有的热闹声音。
毕竟搬家是个大工程，跨国搬实验室更是。设备审批、动物运输、人员签证……随便哪一项都够折腾三五个月。杨平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，甚至在心里默默给了一个保守估计：最快也要半年。
结果第四天，曼因斯坦的邮件就来了。
“教授，设备清单已整理完毕。核心设备共47台/套，其中23台准备海运，15台随身携带（包括低温离心机和PCR仪，我已经和汉莎航空确认过，可以占用座位），剩余9台在德国出售。动物方面，M7和其他5只实验组猴子将随我一起迁移，德国动物福利委员会已批准，中国方面的手续正在办理。人员签证材料已提交，预计2-3周出签。
杨平看着这封邮件，沉默了很久。
随身携带低温离心机，占用座位，和汉莎航空确认过。
他转头对唐顺说：“你帮我查一下，德国人是不是不用睡觉。”
唐顺查了三分钟，很认真地回答：“杨教授，搜索引擎说德国人平均睡眠时间是6.8小时，比中国人还少0.3小时。”
“？”
“！”
三周后的一个清晨，曼因斯坦带着他的团队抵达南都。
杨平本以为来的只是曼因斯坦，最多再加两三个核心成员。结果从到达口走出来的，是整整八个人——七个德国人，一个瑞士人。每个人推着至少两个行李箱，其中有三个人推着的不是行李箱，而是带轮子的仪器箱，上面贴满了“精密仪器”“防震”“向上”的标签。
“教授！”曼因斯坦走在最前面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冲锋衣，精神比三周前好了很多，“我们来了！”
他身后，助手推着一个巨大的仪器箱，冲杨平挥了挥手。再后面是六个杨平只在视频会议里见过的面孔：技术员克拉拉，一个扎着马尾辫、戴圆框眼镜的年轻女人；博士后汉斯，光头，壮得像健身教练，但据说其实是个极度内向的社恐患者；动物管理员弗里茨，头发花白，不苟言笑，怀里抱着一只猫，不对，不是猫，是一只装在特制航空箱里的猴子。
“这是M7？”杨平指着那个航空箱。
弗里茨点了点头，把航空箱的透气窗打开一条缝，里面一双棕色的眼睛眨了眨，看着杨平。
“它晕机了！”弗里茨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，“飞了十个小时，吐了两次，但它很坚强。”
杨平蹲下来，凑近透气窗：“没事，到了就好了，这里比德国暖和，你会喜欢的。”
M7从透气窗里东张西望，试图大量周围的环境。
“走吧，”杨平站起来，“先回研究所，宿舍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区，走路五分钟，仪器先放实验室，明天再拆箱安装。”
实验室安排在原来的三博医院动物实验部。
“教授，”曼因斯坦说，“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。”
杨平看了他一眼。
“今天不行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你们先去安顿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，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干活。”
曼因斯坦张了张嘴，看了一眼身后的团队，八个人，十个小时的飞行，随身携带的离心机，晕机的猴子，所有人都在等他的决定。
他说：“好，今天休息，但是教授……”
“但是什么？”
“没有了，等我想好再说。”
晚上的接风宴在一家粤菜馆。
杨平特意选的，没有麻婆豆腐，没有水煮鱼，没有一切红色的、可疑的、会让德国人当场红脸的菜。白切鸡、清蒸鲈鱼、蒜蓉西兰花、白灼虾、烧鹅、叉烧……一桌子温和的、友善的、绝对不会触发警报的菜。
曼因斯坦吃得很满意，开席前积累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机，给每一道菜拍了照片。
“教授，”曼因斯坦说，“我敬你一杯。”
他举起茶杯。
所有人跟着举起了茶杯。
杯茶在粤菜馆昏黄的灯光下轻轻碰在一起，发出一声清脆的的声音。
第二天一早七点，杨平到研究所的时候，发现西侧侧实验室的灯已经亮了，他走过去看看。
推开门，看到了一幅让他怀疑自己还在做梦的画面。
曼因斯坦穿着白大褂，正在拆一个仪器箱，克拉拉在调试电脑，屏幕上已经打开了数据分析软件。汉斯在搬试剂盒，一箱一箱地往冰箱里码。弗里茨在动物房，蹲在M7的笼子前面，正在用德语轻声跟它说话。还有人在组装一台低温离心机。
只有七点半。
“你们几点来的？”杨平站在门口问。
曼因斯坦抬起头：“六点。”
“六点？”杨平看了一眼手表，“这里六点才开门吧。”
“我们等到六点，在大门口。”
杨平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说“你们刚来，需要倒时差”，想说“不要这么拼命，身体要紧”，想说“今天是周六”。但他看着曼因斯坦的满腔热情，他什么都没说。
他只是走进去，挽起袖子，开始帮忙搬箱子。
八点，唐顺来了，带了一大袋包子和豆浆。德国人们第一次吃包子，克拉拉咬了一口，汤汁溅到了白大褂上，她低头看了一眼，说了句德语。
“她说‘好吃，但是不好控制’。”曼因斯坦翻译。
中午十二点，仪器基本归位。曼因斯坦站在实验室中间，环顾四周，表情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出生。
他说：“教授，这里的动物实验室比我在德国的实验室好。”
杨平说：“你德国的实验室的配置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。”
“设备不如那里。”曼因斯坦说，“但是这里，这里的窗户朝南，猴子能看到太阳。德国太阴了，动物容易抑郁。这个很重要。”
杨平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窗户。南都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，落在M7的笼舍上。M7趴在阳光下，眯着眼睛，看起来很享受。
“它真的在晒太阳。”杨平说。
“动物需要阳光。”弗里茨走过来，难得地多说了一句，“不只是生理需要，是心理需要，抑郁的猴子恢复得慢，这是被证实的。”
杨平看着阳光下那只晕了机、吐了两次、从德国飞了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的猴子，它在晒太阳。它在晒太阳，眼睛眯着，嘴角，如果猴子有嘴角的话，现在正微微上扬。
杨平问道：“弗里茨，你以前在哪个实验室？”
“海德堡大学，做了二十二年。”他回答。
“为什么来这里？”
弗里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指了指M7。
“因为它，我在这行做了二十二年，见过很多猴子。瘫痪的、得肿瘤的、被用来做实验然后安乐死的。我每天早上进动物房，它们看着我的眼神都是一样的，害怕。但是M7不一样。手术后第八周开始，它的眼神变了，不是害怕，是期待。它期待站起来，期待走路，期待活着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。
“我想在有生之年，看到一只瘫痪的猴子重新跑起来，不是为了论文，是为了它们的眼神。”
杨平看着弗里茨，这个头发花白的德国老人，二十二年的动物管理员，从海德堡来到南都，不是为了职称，不是为了经费，不是为了任何写在纸上的东西，是为了一个眼神。
杨平说：“会的！它会跑起来的。”
下午，曼因斯坦把所有人叫到一起，开了一个短会。
“接下来的事情很多，我们没有时间来适应中国的生活。”他在白板上写，“第一，M7和其他实验组猴子的长期随访，每天记录行为学数据，每周一次电生理，每两周一次影像学。第二，第二批灵长类实验的设计，扩大样本量到二十四只，增加不同的损伤节段和损伤程度。第三——”
他写下一个大大的数字：50%→70%。
“我们要把这个数字提上去。62%不够，70%是下一个目标。怎么实现？我们讨论！”
实验室里安静下来。
然后汉斯举手。
“改变给药窗口，目前的窗口期是损伤后48小时，但我们在小鼠实验中发现，不同类型的损伤有不同的最佳窗口。完全性损伤需要更早干预，不完全性损伤可以稍晚。如果能个体化窗口……”
“个体化窗口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术前就对损伤类型做出精准判断。”曼因斯坦打断他，“这在灵长类动物上可行，但未来到临床上，病人从损伤到入院的平均时间是6到8小时，48小时窗口是可行的，再往前推，时间不够，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，研究和贴合临床实际。”
“那就开发快速诊断工具。”克拉拉说，“一种能在急诊室快速判断损伤类型和最佳干预窗口的生物标记物。我查过文献，有三个候选分子……”
“等一下。”杨平出声了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“你们来的第一天，就开始讨论怎么把50%提到70%，怎么开发快速诊断工具，怎么个体化窗口。”杨平说，“你们不打算先适应一下环境吗？”
曼因斯坦笑了：“教授，我们在飞机上已经适应了十个小时，不需要再花时间适应中国，关起门来，我觉得中国和德国区别不大，不需要适应。”
“那倒时差呢？”
“时差可以在实验室里倒。”
杨平看着这群德国人，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曼因斯坦为什么被称为天才科学家，特别聪明，近乎偏执的专注力。这种专注力不是后天训练出来的，是长在骨头里的。
“行，”杨平说，“讨论继续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？”
“每周至少休息一天。不是让你们躺在床上，是出去走走，看看这个城市。你们从德国搬过来，不是为了把德国实验室复制到中国。是为了做德国做不了的实验，也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里多一种可能。”
曼因斯坦想了想：“周六休息。”
“周六不行，周六我要带你们去吃川菜。”
曼因斯坦的表情像是听到了死刑判决。
“开玩笑的。”杨平说，“周六吃湘菜。”
整个实验室哄堂大笑，曼因斯坦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，在白板上又加了一条：
“第四条：每周六，杨教授请客。”
杨平看着这行字，没有反驳。
傍晚六点，杨平准备下班的时候，路过研究所的西侧，灯还亮着。
他推门进去，发现曼因斯坦一个人坐在电脑前，屏幕上是一张脊髓切片的显微图像。他看得很专注，连杨平进来都没注意到。
“还不走？”杨平问。
曼因斯坦回过头，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睛：“教授，我在看M7第十六周的切片，你看这里——”
他指着屏幕上的一处。
“这个区域的轴突密度比第八周增加了三倍，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M7的步态还有异常，神经连接是重建了，但连接分布不均匀。”
杨平凑近屏幕，看了很久。
“这就是14%到62%之间的差距，14%的时候，我们只关心‘有没有连接’。62%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关心‘连接得是否均匀’。等到了70%、80%、90%，我们关心的会是‘连接得完不完美’。每前进一步，标准就提高一步，问题就深入一层。这就是科学的真相，你以为快到终点了，其实只是看到了下一座山的山脚。”
曼因斯坦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“教授，你说我们这辈子能看到100%吗？”
“100%的什么？”
“100%的修复，一个脊髓完全损伤的人，重新跑步、跳高、打篮球，我们这辈子能看到吗？”
杨平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“说实话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确定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如果我们不做，肯定看不到。如果做，也许在某个人的有生之年能看到。那个人可能不是你，不是我，可能是某个现在还没出生的孩子。但每一步都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，没有人走的每一步是白费的。”
曼因斯坦看着杨平，好一会儿没说话。
“教授，你比我有耐心。”
“只顾攀登，不问山高！”
“多有意境啊！”
杨平站起来，拍了拍曼因斯坦的肩膀。
“走吧，今天先到这里。明天还要继续。”
曼因斯坦关掉电脑，站起来，拿起外套。
两个人一起走出实验室，走过走廊，走过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又熄灭的节奏。走出研究所大门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亮着，远处有南都夜晚特有的热闹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