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四，小年。
临海县城从一大早就热闹起来了。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，从城东响到城西，又从城西响回城东，此起彼伏，像是谁家在比赛。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，混着炸油果子的香味和烧纸钱的烟味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烟火气。
沈知行站在耳房的门口，看着巷子里的孩子们追逐打闹。他们穿着新衣服——虽然大多是旧衣改的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“新”就是“没穿过”，哪怕是补丁摞补丁，只要没破洞就是好的。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串鞭炮，不敢点，递给旁边的同伴，同伴也不敢点，两个人推来推去，鞭炮掉在地上，哧哧地冒着烟，吓得两人尖叫着跑开了。
赵大牛蹲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碗饺子。饺子是今天早上老庞送来的，说是陆师爷让食堂多包了一些，分给没家没业的孤人。赵大牛吃得很慢，一个饺子要嚼半天，好像在品什么了不得的美味。
“赵大牛，”沈知行说，“你过年不回卫所？”
赵大牛把嘴里的饺子咽下去，抬起头，憨憨地笑了笑。“彭千户说，俺的任务是保护你。你过年不回家，俺也不回。”
“我没有家。”沈知行说，声音很轻。
赵大牛愣了一下。他看着沈知行的脸，那双钝钝的眼睛里有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同情，是理解。因为他也没有家。他爹死在充军的路上，他娘改嫁了，他一个人在台州卫活了二十六年，没有家人，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。彭毅是他的长官，俞三是他的战友，台州卫是他的家——但那个家，是一千八百三十二个无家可归的人凑在一起搭起来的，随时可能散。
赵大牛把碗里最后一个饺子塞进嘴里，嚼了两下，咽下去，然后站起来。
“沈相公，”他说，声音瓮声瓮气的，“你跟俺一样，都是没家的人。但俺觉得，没家的人，反而不用怕。因为没什么可失去的。”
沈知行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。
这个看起来憨厚、迟钝、大字不识一个的士兵，说出了一句让他心头一颤的话。
“没什么可失去的”——这就是他穿越之后的状态。没有父母、没有妻儿、没有房产、没有积蓄、没有功名、没有靠山。他是一张白纸，可以被任何人涂抹，也可以自己握住笔，在这张白纸上画他想画的东西。
“走吧，”沈知行说，“去府衙。今天还有事。”
两人一前一后，穿过鞭炮声声的老街，往府衙的方向走去。
府衙今天也过节。侧门上贴了新的春联，红纸黑字，写着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老庞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新棉袄——说是新棉袄，其实是旧袄翻新，把面子拆下来洗了洗、补了补，又缝上去，看着比之前精神了不少。他看到沈知行和赵大牛过来，笑呵呵地拱手：“沈大人过年好，赵家兄弟过年好。”
沈知行从袖子里摸出几文钱，塞给老庞。“庞叔，过年买壶酒。”
老庞接过钱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像一朵风干的菊花。他没有推辞，收了钱，提着扫帚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经历司今天也贴了春联。吴承恩亲笔写的，字迹清瘦有力，一看就是练过的。上联是“一官半职清风两袖”，下联是“五经四书明月三更”，横批“淡泊明志”。
沈知行站在门口，把那副春联看了好几遍。
“一官半职清风两袖”——吴承恩这是在自嘲，也是在告诉他：做官不要贪，要清。在嘉靖朝，清官是最难做的官，因为所有的制度都在逼你贪。你不贪，你就活不下去；你贪了，你就变成张三省那样的人。这是一条窄路，窄到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。
他推开档案房的门，点上油灯，开始查嘉靖二十九年的账。
任务是从昨天开始的——吴承恩让他查一笔五千三百两银子的去向。这笔银子在账目上写着“仓储损耗”，但实际去向不明。沈知行需要从嘉靖二十九年浩如烟海的公文中，找到这笔银子的蛛丝马迹。
他把嘉靖二十九年的公文按照月份排列好，从正月开始，一份一份地看。
正月，没有。二月，没有。三月，没有。四月……
他一份一份地看，一笔一笔地核，一行一行地查。四百多份公文，每一份都要仔细读，每一个数字都要认真看，每一笔进出都要核对。这是一个极其枯燥的工作，枯燥到让人想撞墙。但沈知行没有走神，因为他的脑子里始终绷着一根弦——五千三百两银子。这笔银子如果被张三省的人吞了，那他找到证据，就等于握住了张三省的一根软肋。
一直查到下午，他终于在七月的一份公文中发现了线索。
那是一份关于“临海县仓储损耗”的报告。报告上写着，临海县府库在今年七月发生了一起“意外火灾”，烧毁了一批粮食和物资，折银五千三百两。火灾的原因是“看守不慎”，责任人是一个叫“孙德茂”的仓科书吏，已经被革职查办。
沈知行盯着“孙德茂”三个字，手指微微收紧了。
孙德茂。仓科的一个普通书吏，四十来岁，圆脸，微胖，平时话不多，见谁都笑眯眯的。刘典吏曾经提醒过他，“去府库的时候避开孙德茂，那个人嘴巴不严”。但他没想到，孙德茂不只是“嘴巴不严”，他还经手过这样一笔巨额“损耗”。
火灾烧了五千三百两的粮食和物资。看守不慎——这个理由太轻巧了。一座府库，如果真的是意外火灾，烧的不是整座仓库，而是“一批”粮食和物资，这不合常理。火从哪里烧起来的？为什么只烧了那一批？为什么其他仓库没事？
沈知行把这份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，发现了一个更可疑的细节——报告的最后，有一个人的签字：“经手人：周应龙。”
周应龙。
粮科的周应龙，帮沈知行调粮、在关帝庙给他写“这是自己人”纸条的周应龙。他在这份“火灾”报告上签了字。他知不知道这笔银子的真相？如果他不知道，为什么是他签字？如果他知道，他为什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？
沈知行把这份报告放在“重要”那一摞的最上面。然后他继续往下看，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这笔银子的线索。
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——他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记录。五千三百两银子，就像被那场“火灾”烧得一干二净，连灰烬都找不到。
沈知行靠在椅背上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
五千三百两。加上张三省调粮的两千石、收买烽堠的银子、贿赂周怀仁的两千两、安插内线的花费——这个人的财富，可能比台州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。而这些财富，都是从台州的百姓、军户、小吏身上一滴滴榨出来的。
他睁开眼睛，把那份报告锁进了抽屉的夹层。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沈知行为了一件事去找韩茂才。
这件事实在不好开口，但他必须开口——快过年了，他需要给老庞、赵大牛、俞三这样的人送点东西。他们帮了他很多，他不能空着手过年。但他没有钱。从九品知事的俸禄是每月三石米，折银一两五钱，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的俸禄加起来三两银子。这些银子，他买了一身棉袍、一双棉鞋、几刀毛边纸，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
他敲开了税科的门。今天是腊月二十四，税科的人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，只有韩茂才一个人在值班。他坐在条案后面，面前摊着一本册子，正在打算盘。看到沈知行进来，他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韩爷，”沈知行在他对面坐下，“我想跟您借点钱。”
韩茂才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块碎银子，放在桌上。银子不大，约莫二两。
“够吗？”他问。
沈知行看着那块银子，犹豫了一下。“够了。年过了还您。”
韩茂才摆了摆手。“不用还。不是我的钱，是你爹的。”
沈知行愣住了。
“你爹在牢里的时候，他的衣服、书籍、笔墨都被狱卒拿走了。我偷偷藏了一本书——不是值钱的东西，但那是你爹的遗物。后来我托人把那本书拿到省城卖了，卖了二两银子。这二两银子，我一直留着，想着有一天还给你。”
沈知行的眼眶有些发酸。他看着桌上那块白花花的银子，想起那个在牢里翻来覆去看《大明会典》的穷秀才，想起他写在诉状上的那些泣血的文字，想起他被张三省害死后的每一个日日夜夜。
“谢谢韩爷。”他拿起那块银子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韩茂才低下头，继续打算盘。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，在空荡荡的税科里回荡。
沈知行走出税科的时候，赵大牛蹲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块烤红薯，正吹着气，怕烫。
“走，”沈知行说，“去买东西。”
两人去了城南的集市。小年的集市格外热闹，卖年货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，从街头摆到街尾。红纸、蜡烛、香火、鞭炮、糖果、干果、腊肉、鱼干、新衣服、新鞋子——琳琅满目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沈知行在集市上转了一圈，买了几样东西——
给老庞买了一壶黄酒、一包茶叶。给赵大牛买了一双新棉鞋——他注意到赵大牛的脚趾头一直露在外面，冻得发紫。给俞三买了一条围巾——粗毛线的，不是很厚，但至少能挡挡风。给彭毅买了一刀宣纸——他写字用的，虽然他的字不太好，但他一直在练。
花了一两八钱银子，沈知行手里只剩下几串铜钱了。他把东西分好，用布包着，拎在手里。
赵大牛拎着那双新棉鞋，翻来覆去地看，脸上的笑容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。他把鞋抱在怀里，生怕弄脏了，走路的时候一直低着头看，差点撞到一根柱子。
沈知行笑了笑。
当天下午，沈知行去了台州卫。
雪又开始下了，比上午大得多，鹅毛般的雪花铺天盖地地落下来，把整个天地都染成白色。沈知行骑着枣红马，赵大牛跟在后面跑，两个人的身上都积了厚厚一层雪，像是从雪堆里爬出来的。
到卫所的时候，已经是申时了。天快黑了，营房里亮起了灯火，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，在雪地上投下一片片温暖的光晕。
沈知行先去找了俞三。俞三正在马厩里喂马——那匹枣红马，他养得很好，每天喂三次，夜里还要起来加一次料。马厩里很暖和，干草的香气混合着马粪的味道，有一种朴实的、让人安心的气息。
“俞三哥，”沈知行把那块围巾递过去，“过年了，送你的。”
俞三接过围巾，看了很久。他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围巾的毛线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又翻过来。然后他把围巾围在脖子上，打了个结。围巾太长了，绕了两圈还能拖到胸口，但他的脸上有了一种沈知行从未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笑，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、说不出话的表情。
“谢谢。”他说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。
沈知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去了指挥署。
彭毅坐在条案后面，面前摊着那张海防舆图，舆图上又多了几个新的炭笔圈。看到沈知行进来，他抬起头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
“过年了，还来？”
“送点东西。”沈知行把那刀宣纸放在桌上，“您的字该练练了，太难看了。”
彭毅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笑容不大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但眼神里有一种温暖的、明亮的东西，像是在寒冷的冬夜里忽然看到了一盏灯。
“你送东西就送东西，还损我。”他拿起那刀宣纸，翻了翻，“好纸。舍不得用。”
“纸就是用来写的，不用就浪费了。”
彭毅点了点头，把宣纸收进抽屉里。
“俞三从大陈岛回来之后，”彭毅压低声音，“我让他去查了那五艘战船的事。你猜怎么着？船还在，但多了。”
沈知行的心跳了一下。“多了多少？”
“俞三不敢靠近，远远地看了一下。他说至少多了三艘。现在总数可能达到八艘。”
八艘。
沈知行的血往上涌了一下，又压了下去。
八艘战船，每艘算五十人，就是四百人。四百个倭寇，在夜里乘着涨潮登陆，可以在半个时辰内攻下一个村庄，一个时辰内屠光全村。台州沿海有几十个村庄，最近的离卫所不到五里，最远的也不过二十几里。台州卫能打的兵不到一千二百，分散在几百里的海岸线上，根本防不住。
“彭大人，”沈知行说，“过完年，我要去一趟宁波。”
彭毅的眉头皱了一下。“去宁波做什么？”
“找银子。”
彭毅盯着他看了几秒钟，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“宁波不是你的地盘，那里有张三省的人，也有周怀仁的人。你一个人去，太危险。”
“赵大牛跟我去。”
彭毅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点了点头。“我让俞三也跟你去。三个人，有个照应。”
沈知行点了点头。
从指挥署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雪还在下，越下越大，沈知行的靴子踩在雪地里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赵大牛跟在后面，两只手抄在袖子里，缩着脖子。
“赵大牛，”沈知行说，“过完年，跟我去一趟宁波。”
“去宁波做什么？”
“找银子。”
赵大牛“哦”了一声，没有再多问。他不知道宁波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找银子做什么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沈知行去哪，他就去哪。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沈知行去给陆文衡拜了个早年。
陆文衡的签押房关着门，但还是有人在——沈知行敲门进去的时候，看到陆文衡正坐在条案后面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，面前放着一盘瓜子、一盘花生、一盘糖果，像是在给自己过年。
“来，坐。”陆文衡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把那盘瓜子推到沈知行面前，“过年了，吃点零食。”
沈知行抓了一把瓜子，慢慢磕着。
“陆师爷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。”
“谁？”
“王世贞。”
陆文衡的手停了一下。他把茶杯放下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沈知行。
“你打听他做什么？”
“我写了一封信给他，想问问您怎么才能送到。”
陆文衡沉默了片刻。“信呢？”
沈知行从袖子里掏出那封信，放在桌上。陆文衡拿起信，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，没有拆开，又放下了。
“王世贞这个人，”陆文衡说，“是刑部的郎中，方大人的同年，以清廉刚直著称。他在朝中的名声不错，但手上没有实权。你给他写信，他最多帮你转一转，转给谁？转给浙江按察使司。浙江按察使司的人是谁？是李成梁。李成梁是方大人的人，方大人已经跟李成梁打过招呼了。你这封信，绕了一大圈，最后还是会回到方大人手里。”
沈知行愣住。
“您的意思是，我不该写这封信？”
“不是不该写，是没必要写。”陆文衡把那封信推回来，“你现在要做的事，不是给京城的人写信，是在台州站稳脚跟。方大人能保你一时，保不了你一世。你要有自己的根基——自己的人，自己的银子，自己的兵。”
沈知行沉默了很久。
自己的人，自己的银子，自己的兵。
人——他有赵大牛、俞三、彭毅、韩茂才。这些人勉强能算“自己的人”，但数量太少，力量太弱。
银子——他没有。从九品的俸禄只够吃饭，连过年送礼都要借钱。
兵——他没有。台州卫的兵是朝廷的兵，不是他个人的私兵。
他什么都没有。
“那封信，”陆文衡说，“你留着。等你有朝一日到了京城，亲手交给他。现在寄过去，只会被当作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官的自说自话。”
沈知行把信收回了袖子里。
当天晚上，沈知行在耳房里把那封信拆开了。他把信纸展开，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信上的字迹工工整整，每一个字都是他用心写的，每一个事实都是他亲自核实的，每一个判断都是他反复推敲的。
但这封信，现在寄不出去。
不是因为它不好，而是因为它没有分量。一个从九品的小官，给一个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写信，举报一个在省里有保护伞的豪强——这种事在官场里每天都在发生，每天都在被扔进废纸篓。王世贞即使收到了信，最多也就是看一眼，然后把它转给浙江按察使司。浙江按察使司的人即使是方启明的朋友李成梁，也会因为“越级举报”而把信打回来。
他把信折好，重新塞进信封，在信封上加了四个字：“待寄京中。”
然后把信封塞进了抽屉的最深处。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沈知行走访了临海县城的几个地方。
他去了城南的码头，看了看陈老大的船。三条船都停在码头上，船身被雪覆盖着，甲板上结了冰，船帆收起来了，挂在桅杆上，像一面面白色的旗。陈老大不在，陈老二在。陈老二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，跟陈老大长得不像——陈老大黑瘦，陈老二白胖，站在一起像两个物种。
“陈二哥，”沈知行蹲在船头，跟陈老二聊了几句，“年后你们的船出不出海？”
陈老二摇了摇头。“出了年再说。现在海上不太平。”
“怎么不太平？”
陈老二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警惕。“你不知道？大陈岛那边多了不少船。渔船不敢过去，怕被劫。”
沈知行点了点头，没有多问。
他去了城西的铁匠铺。铁匠铺的老板姓张，五十多岁，满脸络腮胡子，胳膊上全是肌肉。沈知行找他订了一批东西——不是兵器，是农具。他花了六钱银子，订了二十把锄头、二十把镰刀、十把铁锹。赵大牛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付钱，脸上满是不解。
“沈相公，你买这些做什么？”
“送给卫所的兵。让他们开春了在卫所周围种地，种出来的粮食可以补贴口粮。”
赵大牛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，就不问了。
他去了城北的药材铺。药材铺的老板姓胡，是个瘦小的老头，戴着一副水晶眼镜，看上去很精明。沈知行买了一包跌打药、一包治风寒的药、一包止血的药，花了一钱银子。
赵大牛又不解了。“沈相公，你买药做什么？”
“给卫所备着。打仗会受伤，生病会死人。有药，就能少死几个。”
赵大牛沉默了。他看着沈知行把药包好，塞进袖子里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沈相公，你人真好。”
沈知行愣了一下。
“俺以前觉得，当官的都是坏人。彭千户是好人，但他是当兵的，不是当官的。你也是好人，但你是当官的。俺现在想不明白——当官的到底有没有好人？”
沈知行苦笑了一下。“有。但不多。”
赵大牛点了点头，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府衙封印了。
每年腊月二十左右，府衙都会“封印”——把官印用红纸封起来，意思是“过年了，不办公了”，直到正月二十才“开封”。这一个月里，除了紧急事务，所有衙门都不处理公务。
沈知行把经历司和档案房的门锁好，把钥匙交给吴承恩。吴承恩接过钥匙，没有说话。
沈知行走出府衙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侧门上的春联在风中飘动，红纸黑字，写着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门楣上的匾额被雪覆盖了，只露出“临海”两个字。老庞不在门口——他今天休息，在耳房里喝酒。
他站在府衙门口，看着这条他走了无数次的老街。
街上的行人少了，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，只有几家卖年货的还在撑着。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车走过，车上的糖葫芦在雪光中闪着红艳艳的光，像一个一个的小灯笼。
沈知行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，一个他穿越三个月来一直在回避的问题——
他穿越过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调三千石粮食给台州卫？那是为了活命——不是他一个人的命，是一千八百三十二个人的命。
弄银子修船铸炮？那是为了打仗——不是为了打胜仗，是为了少死人。
扳倒张三省？那是为了报仇——不是他自己的仇，是沈存义的仇，是无数被张三省害死的穷人的仇。
但这些都不是“目的”，都是“手段”。真正的目的，他一直没有想清楚。
是为了当官吗？不是。从九品的知事，俸禄一两五钱银子，连赵大牛的棉鞋都买不起。
是为了发财吗？不是。他连过年送礼都要借钱。
是为了出名吗？不是。他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根基，出了名只会死得更快。
那是为了什么？
他站在府衙门口，想了很久，没有想出答案。
“沈相公，”赵大牛站在他身后，瓮声瓮气地说，“走吧，风大了。”
沈知行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回走。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沈知行在耳房里写了一份名单。
名单上的人，是他年后要去宁波拜访的——
宁波知府——姓刘，叫刘景升，嘉靖二十年的进士，跟方启明没有交情，但他的师爷是陆文衡的同乡。
宁波的船商——姓林，叫林启昌，是宁波最大的船主之一，拥有十几条商船，常年跑日本、琉球、南洋的贸易。这个人跟张三省没有关系，但他的生意做得大，可能认识能提供银子的人。
宁波的守备——姓陈，叫陈仲武，正五品武官，负责宁波沿海的防务。这个人跟彭毅是旧相识，可以通过彭毅的关系搭上线。
还有一个人，他没有写名字，只是在名单的末尾写了一个字——“王”。
王直。
海盗头子王直。这个人被朱纨打散之后，逃到了日本，但他在宁波、舟山一带还有残余势力。沈知行不是去找他——找他也找不到。他是在想，王直的人会不会知道那五艘战船的事？会不会知道它们是谁的？
写完之后，他把名单折好，锁进抽屉。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沈知行在耳房里接待了一位客人。
来人是杜恒。
杜恒穿着一件新的黑色绸袍，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瓜皮帽，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小匣子，匣子上系着红色的丝带，一看就是年礼。
沈知行站在门口，没有让他进来。
“杜爷，过年好。”
杜恒笑了笑，把那小匣子递过来。“张三省张老爷让小的送来的，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”
沈知行没有接。他看着杜恒的眼睛，那双眼袋很重的眼睛里有笑意，但笑意下面藏着刀。
“杜爷，”沈知行说，“张老爷的礼，晚生不敢收。晚生只是从九品的小官，受不起。”
杜恒的笑容没有变。“沈大人客气了。张老爷说了，沈大人是有本事的人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这点薄礼，只是结个善缘。”
沈知行沉默了片刻。
他不想收张三省的任何东西。但如果他不收，杜恒就会回去跟张三省说“姓沈的不识抬举”，然后张三省就会更早地对他动手。如果他收了，张三省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收买的人，也许就会缓一缓。
两种选择，没有一种是对的。他只能选择“没那么错”的那一种。
他伸出手，接过那个红色的小匣子。
“那就多谢张老爷了。晚生年后一定登门道谢。”
杜恒的笑容终于变了——变得真诚了一些，像是一个猎人看到猎物踏进了陷阱时的表情。
“张老爷说了，年后在城东酒楼设宴，请沈大人赏光。”
沈知行点了点头。“晚生一定到。”
杜恒拱了拱手，转身走了。黑色绸袍在雪地中格外显眼，像一只黑色的鸟，在白色的天地间飘动着。
沈知行关上门，打开那个红色的小匣子。
里面是一锭银子。不是碎银，是一锭银元宝，上面刻着“长命富贵”四个字。他掂了掂，至少二十两。
二十两银子。他从九品的俸禄，要一年多才能挣到。
他把银元宝放在桌上，盯着它看了很久。
张三省送他二十两银子，不是因为他值这个价。是因为张三省在告诉他——“你的命，值二十两。”在张三省的眼里，一个从九品的小官，二十两银子就可以买断。收了他的银子，就是他的人；不收，就是他的敌人。
沈知行把银元宝锁进了抽屉里。
他没有计划花它，但他也没有把它扔掉。因为这二十两银子，是张三省给的“见面礼”，也许有一天，这二十两银子会成为扳倒张三省的一个证据。
十二月三十日，大年三十。
沈知行起得很早。他把耳房打扫了一遍，把墙上那张梅花图擦了擦，把桌上的油灯换了新灯芯，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然后他烧了一壶水，泡了一碗茶，坐在桌前，等着天黑。
赵大牛蹲在门口，穿着一双新棉鞋——就是沈知行送他的那双，舍不得穿，今天第一天穿上。他不停地低头看自己的脚，好像那不是他的脚，是别人的。
“赵大牛，”沈知行说，“今天过年，你去卫所吧。我这里没事了。”
赵大牛摇了摇头。“彭千户说了，俺的任务是保护你。你一个人在县城，俺不放心。”
沈知行没有再说什么。
下午，老庞来了。他端着一碗红烧肉、一盘饺子、一碟花生米，放在沈知行的桌上。
“沈大人，”老庞说，“这是陆师爷让食堂给你做的。过年了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吃素。”
沈知行看着那碗红烧肉，肥瘦相间，油光发亮，上面撒着葱花，热气腾腾的。他的眼眶有些发酸。
“庞叔，您也一起吃。”
老庞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在赵大牛旁边坐下来。三个人挤在小小的耳房里，吃着红烧肉、饺子、花生米，喝着沈知行泡的茶。
老庞喝了一口茶，咂了咂嘴。“沈大人，你泡的茶太淡了，没味道。”
沈知行笑了笑。“我不会泡茶，凑合喝吧。”
赵大牛不说话，埋头吃饺子。他一口气吃了二十几个，把沈知行的那份也吃了一多半。老庞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把自己盘子里的饺子拨了几个给他。
窗外，鞭炮声从远处传来，噼里啪啦的，像是在宣告新的一年的到来。雪停了，月亮从云层的缝隙里透出来，把雪地照得亮晶晶的。
沈知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月光。
嘉靖三十一年，过去了。
明天就是嘉靖三十二年。
他在这个时代活了三个月零十一天。三个月零十一天里，他做了一些事，认识了一些人，得罪了一些人，也保护了一些人。
他不知道嘉靖三十二年会发生什么。他知道的，是那些历史的“大事件”——倭寇会大举侵扰浙江，严嵩的权势会达到顶峰然后开始衰落，徐阶会在暗中积蓄力量，张居正会崭露头角。但这些“大事件”离他太远了，远得像天上的星星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
他能触摸到的，是眼前的这些人。
赵大牛，一个没有军籍的兵，为了保护他蹲在雪地里过夜。
俞三，一个脸上有刀疤的老兵，为了查烽堠在海上漂了两天一夜。
彭毅，一个连军饷都发不出来的指挥佥事，从自己嘴里省出粮食来修船。
老庞，一个腿脚不好的杂役，在过年的时候给他送来一碗红烧肉。
还有沈存义，这个身体的父亲，一个死在牢里的穷秀才。他不认识他，但用了他的身体，继承了他的仇恨。
这些人，才是沈知行在这个时代活下去的理由。
他端起那碗淡得出奇的茶，喝了一口。
茶凉了，但还有一丝余温。
临海县城从一大早就热闹起来了。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，从城东响到城西，又从城西响回城东，此起彼伏，像是谁家在比赛。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，混着炸油果子的香味和烧纸钱的烟味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烟火气。
沈知行站在耳房的门口，看着巷子里的孩子们追逐打闹。他们穿着新衣服——虽然大多是旧衣改的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“新”就是“没穿过”，哪怕是补丁摞补丁，只要没破洞就是好的。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串鞭炮，不敢点，递给旁边的同伴，同伴也不敢点，两个人推来推去，鞭炮掉在地上，哧哧地冒着烟，吓得两人尖叫着跑开了。
赵大牛蹲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碗饺子。饺子是今天早上老庞送来的，说是陆师爷让食堂多包了一些，分给没家没业的孤人。赵大牛吃得很慢，一个饺子要嚼半天，好像在品什么了不得的美味。
“赵大牛，”沈知行说，“你过年不回卫所？”
赵大牛把嘴里的饺子咽下去，抬起头，憨憨地笑了笑。“彭千户说，俺的任务是保护你。你过年不回家，俺也不回。”
“我没有家。”沈知行说，声音很轻。
赵大牛愣了一下。他看着沈知行的脸，那双钝钝的眼睛里有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同情，是理解。因为他也没有家。他爹死在充军的路上，他娘改嫁了，他一个人在台州卫活了二十六年，没有家人，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。彭毅是他的长官，俞三是他的战友，台州卫是他的家——但那个家，是一千八百三十二个无家可归的人凑在一起搭起来的，随时可能散。
赵大牛把碗里最后一个饺子塞进嘴里，嚼了两下，咽下去，然后站起来。
“沈相公，”他说，声音瓮声瓮气的，“你跟俺一样，都是没家的人。但俺觉得，没家的人，反而不用怕。因为没什么可失去的。”
沈知行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。
这个看起来憨厚、迟钝、大字不识一个的士兵，说出了一句让他心头一颤的话。
“没什么可失去的”——这就是他穿越之后的状态。没有父母、没有妻儿、没有房产、没有积蓄、没有功名、没有靠山。他是一张白纸，可以被任何人涂抹，也可以自己握住笔，在这张白纸上画他想画的东西。
“走吧，”沈知行说，“去府衙。今天还有事。”
两人一前一后，穿过鞭炮声声的老街，往府衙的方向走去。
府衙今天也过节。侧门上贴了新的春联，红纸黑字，写着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老庞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新棉袄——说是新棉袄，其实是旧袄翻新，把面子拆下来洗了洗、补了补，又缝上去，看着比之前精神了不少。他看到沈知行和赵大牛过来，笑呵呵地拱手：“沈大人过年好，赵家兄弟过年好。”
沈知行从袖子里摸出几文钱，塞给老庞。“庞叔，过年买壶酒。”
老庞接过钱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像一朵风干的菊花。他没有推辞，收了钱，提着扫帚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经历司今天也贴了春联。吴承恩亲笔写的，字迹清瘦有力，一看就是练过的。上联是“一官半职清风两袖”，下联是“五经四书明月三更”，横批“淡泊明志”。
沈知行站在门口，把那副春联看了好几遍。
“一官半职清风两袖”——吴承恩这是在自嘲，也是在告诉他：做官不要贪，要清。在嘉靖朝，清官是最难做的官，因为所有的制度都在逼你贪。你不贪，你就活不下去；你贪了，你就变成张三省那样的人。这是一条窄路，窄到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。
他推开档案房的门，点上油灯，开始查嘉靖二十九年的账。
任务是从昨天开始的——吴承恩让他查一笔五千三百两银子的去向。这笔银子在账目上写着“仓储损耗”，但实际去向不明。沈知行需要从嘉靖二十九年浩如烟海的公文中，找到这笔银子的蛛丝马迹。
他把嘉靖二十九年的公文按照月份排列好，从正月开始，一份一份地看。
正月，没有。二月，没有。三月，没有。四月……
他一份一份地看，一笔一笔地核，一行一行地查。四百多份公文，每一份都要仔细读，每一个数字都要认真看，每一笔进出都要核对。这是一个极其枯燥的工作，枯燥到让人想撞墙。但沈知行没有走神，因为他的脑子里始终绷着一根弦——五千三百两银子。这笔银子如果被张三省的人吞了，那他找到证据，就等于握住了张三省的一根软肋。
一直查到下午，他终于在七月的一份公文中发现了线索。
那是一份关于“临海县仓储损耗”的报告。报告上写着，临海县府库在今年七月发生了一起“意外火灾”，烧毁了一批粮食和物资，折银五千三百两。火灾的原因是“看守不慎”，责任人是一个叫“孙德茂”的仓科书吏，已经被革职查办。
沈知行盯着“孙德茂”三个字，手指微微收紧了。
孙德茂。仓科的一个普通书吏，四十来岁，圆脸，微胖，平时话不多，见谁都笑眯眯的。刘典吏曾经提醒过他，“去府库的时候避开孙德茂，那个人嘴巴不严”。但他没想到，孙德茂不只是“嘴巴不严”，他还经手过这样一笔巨额“损耗”。
火灾烧了五千三百两的粮食和物资。看守不慎——这个理由太轻巧了。一座府库，如果真的是意外火灾，烧的不是整座仓库，而是“一批”粮食和物资，这不合常理。火从哪里烧起来的？为什么只烧了那一批？为什么其他仓库没事？
沈知行把这份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，发现了一个更可疑的细节——报告的最后，有一个人的签字：“经手人：周应龙。”
周应龙。
粮科的周应龙，帮沈知行调粮、在关帝庙给他写“这是自己人”纸条的周应龙。他在这份“火灾”报告上签了字。他知不知道这笔银子的真相？如果他不知道，为什么是他签字？如果他知道，他为什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？
沈知行把这份报告放在“重要”那一摞的最上面。然后他继续往下看，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这笔银子的线索。
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——他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记录。五千三百两银子，就像被那场“火灾”烧得一干二净，连灰烬都找不到。
沈知行靠在椅背上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
五千三百两。加上张三省调粮的两千石、收买烽堠的银子、贿赂周怀仁的两千两、安插内线的花费——这个人的财富，可能比台州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。而这些财富，都是从台州的百姓、军户、小吏身上一滴滴榨出来的。
他睁开眼睛，把那份报告锁进了抽屉的夹层。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沈知行为了一件事去找韩茂才。
这件事实在不好开口，但他必须开口——快过年了，他需要给老庞、赵大牛、俞三这样的人送点东西。他们帮了他很多，他不能空着手过年。但他没有钱。从九品知事的俸禄是每月三石米，折银一两五钱，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的俸禄加起来三两银子。这些银子，他买了一身棉袍、一双棉鞋、几刀毛边纸，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
他敲开了税科的门。今天是腊月二十四，税科的人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，只有韩茂才一个人在值班。他坐在条案后面，面前摊着一本册子，正在打算盘。看到沈知行进来，他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韩爷，”沈知行在他对面坐下，“我想跟您借点钱。”
韩茂才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块碎银子，放在桌上。银子不大，约莫二两。
“够吗？”他问。
沈知行看着那块银子，犹豫了一下。“够了。年过了还您。”
韩茂才摆了摆手。“不用还。不是我的钱，是你爹的。”
沈知行愣住了。
“你爹在牢里的时候，他的衣服、书籍、笔墨都被狱卒拿走了。我偷偷藏了一本书——不是值钱的东西，但那是你爹的遗物。后来我托人把那本书拿到省城卖了，卖了二两银子。这二两银子，我一直留着，想着有一天还给你。”
沈知行的眼眶有些发酸。他看着桌上那块白花花的银子，想起那个在牢里翻来覆去看《大明会典》的穷秀才，想起他写在诉状上的那些泣血的文字，想起他被张三省害死后的每一个日日夜夜。
“谢谢韩爷。”他拿起那块银子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韩茂才低下头，继续打算盘。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，在空荡荡的税科里回荡。
沈知行走出税科的时候，赵大牛蹲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块烤红薯，正吹着气，怕烫。
“走，”沈知行说，“去买东西。”
两人去了城南的集市。小年的集市格外热闹，卖年货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，从街头摆到街尾。红纸、蜡烛、香火、鞭炮、糖果、干果、腊肉、鱼干、新衣服、新鞋子——琳琅满目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沈知行在集市上转了一圈，买了几样东西——
给老庞买了一壶黄酒、一包茶叶。给赵大牛买了一双新棉鞋——他注意到赵大牛的脚趾头一直露在外面，冻得发紫。给俞三买了一条围巾——粗毛线的，不是很厚，但至少能挡挡风。给彭毅买了一刀宣纸——他写字用的，虽然他的字不太好，但他一直在练。
花了一两八钱银子，沈知行手里只剩下几串铜钱了。他把东西分好，用布包着，拎在手里。
赵大牛拎着那双新棉鞋，翻来覆去地看，脸上的笑容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。他把鞋抱在怀里，生怕弄脏了，走路的时候一直低着头看，差点撞到一根柱子。
沈知行笑了笑。
当天下午，沈知行去了台州卫。
雪又开始下了，比上午大得多，鹅毛般的雪花铺天盖地地落下来，把整个天地都染成白色。沈知行骑着枣红马，赵大牛跟在后面跑，两个人的身上都积了厚厚一层雪，像是从雪堆里爬出来的。
到卫所的时候，已经是申时了。天快黑了，营房里亮起了灯火，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，在雪地上投下一片片温暖的光晕。
沈知行先去找了俞三。俞三正在马厩里喂马——那匹枣红马，他养得很好，每天喂三次，夜里还要起来加一次料。马厩里很暖和，干草的香气混合着马粪的味道，有一种朴实的、让人安心的气息。
“俞三哥，”沈知行把那块围巾递过去，“过年了，送你的。”
俞三接过围巾，看了很久。他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围巾的毛线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又翻过来。然后他把围巾围在脖子上，打了个结。围巾太长了，绕了两圈还能拖到胸口，但他的脸上有了一种沈知行从未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笑，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、说不出话的表情。
“谢谢。”他说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。
沈知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去了指挥署。
彭毅坐在条案后面，面前摊着那张海防舆图，舆图上又多了几个新的炭笔圈。看到沈知行进来，他抬起头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
“过年了，还来？”
“送点东西。”沈知行把那刀宣纸放在桌上，“您的字该练练了，太难看了。”
彭毅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笑容不大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但眼神里有一种温暖的、明亮的东西，像是在寒冷的冬夜里忽然看到了一盏灯。
“你送东西就送东西，还损我。”他拿起那刀宣纸，翻了翻，“好纸。舍不得用。”
“纸就是用来写的，不用就浪费了。”
彭毅点了点头，把宣纸收进抽屉里。
“俞三从大陈岛回来之后，”彭毅压低声音，“我让他去查了那五艘战船的事。你猜怎么着？船还在，但多了。”
沈知行的心跳了一下。“多了多少？”
“俞三不敢靠近，远远地看了一下。他说至少多了三艘。现在总数可能达到八艘。”
八艘。
沈知行的血往上涌了一下，又压了下去。
八艘战船，每艘算五十人，就是四百人。四百个倭寇，在夜里乘着涨潮登陆，可以在半个时辰内攻下一个村庄，一个时辰内屠光全村。台州沿海有几十个村庄，最近的离卫所不到五里，最远的也不过二十几里。台州卫能打的兵不到一千二百，分散在几百里的海岸线上，根本防不住。
“彭大人，”沈知行说，“过完年，我要去一趟宁波。”
彭毅的眉头皱了一下。“去宁波做什么？”
“找银子。”
彭毅盯着他看了几秒钟，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“宁波不是你的地盘，那里有张三省的人，也有周怀仁的人。你一个人去，太危险。”
“赵大牛跟我去。”
彭毅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点了点头。“我让俞三也跟你去。三个人，有个照应。”
沈知行点了点头。
从指挥署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雪还在下，越下越大，沈知行的靴子踩在雪地里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赵大牛跟在后面，两只手抄在袖子里，缩着脖子。
“赵大牛，”沈知行说，“过完年，跟我去一趟宁波。”
“去宁波做什么？”
“找银子。”
赵大牛“哦”了一声，没有再多问。他不知道宁波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找银子做什么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沈知行去哪，他就去哪。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沈知行去给陆文衡拜了个早年。
陆文衡的签押房关着门，但还是有人在——沈知行敲门进去的时候，看到陆文衡正坐在条案后面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，面前放着一盘瓜子、一盘花生、一盘糖果，像是在给自己过年。
“来，坐。”陆文衡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把那盘瓜子推到沈知行面前，“过年了，吃点零食。”
沈知行抓了一把瓜子，慢慢磕着。
“陆师爷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。”
“谁？”
“王世贞。”
陆文衡的手停了一下。他把茶杯放下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沈知行。
“你打听他做什么？”
“我写了一封信给他，想问问您怎么才能送到。”
陆文衡沉默了片刻。“信呢？”
沈知行从袖子里掏出那封信，放在桌上。陆文衡拿起信，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，没有拆开，又放下了。
“王世贞这个人，”陆文衡说，“是刑部的郎中，方大人的同年，以清廉刚直著称。他在朝中的名声不错，但手上没有实权。你给他写信，他最多帮你转一转，转给谁？转给浙江按察使司。浙江按察使司的人是谁？是李成梁。李成梁是方大人的人，方大人已经跟李成梁打过招呼了。你这封信，绕了一大圈，最后还是会回到方大人手里。”
沈知行愣住。
“您的意思是，我不该写这封信？”
“不是不该写，是没必要写。”陆文衡把那封信推回来，“你现在要做的事，不是给京城的人写信，是在台州站稳脚跟。方大人能保你一时，保不了你一世。你要有自己的根基——自己的人，自己的银子，自己的兵。”
沈知行沉默了很久。
自己的人，自己的银子，自己的兵。
人——他有赵大牛、俞三、彭毅、韩茂才。这些人勉强能算“自己的人”，但数量太少，力量太弱。
银子——他没有。从九品的俸禄只够吃饭，连过年送礼都要借钱。
兵——他没有。台州卫的兵是朝廷的兵，不是他个人的私兵。
他什么都没有。
“那封信，”陆文衡说，“你留着。等你有朝一日到了京城，亲手交给他。现在寄过去，只会被当作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官的自说自话。”
沈知行把信收回了袖子里。
当天晚上，沈知行在耳房里把那封信拆开了。他把信纸展开，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信上的字迹工工整整，每一个字都是他用心写的，每一个事实都是他亲自核实的，每一个判断都是他反复推敲的。
但这封信，现在寄不出去。
不是因为它不好，而是因为它没有分量。一个从九品的小官，给一个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写信，举报一个在省里有保护伞的豪强——这种事在官场里每天都在发生，每天都在被扔进废纸篓。王世贞即使收到了信，最多也就是看一眼，然后把它转给浙江按察使司。浙江按察使司的人即使是方启明的朋友李成梁，也会因为“越级举报”而把信打回来。
他把信折好，重新塞进信封，在信封上加了四个字：“待寄京中。”
然后把信封塞进了抽屉的最深处。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沈知行走访了临海县城的几个地方。
他去了城南的码头，看了看陈老大的船。三条船都停在码头上，船身被雪覆盖着，甲板上结了冰，船帆收起来了，挂在桅杆上，像一面面白色的旗。陈老大不在，陈老二在。陈老二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，跟陈老大长得不像——陈老大黑瘦，陈老二白胖，站在一起像两个物种。
“陈二哥，”沈知行蹲在船头，跟陈老二聊了几句，“年后你们的船出不出海？”
陈老二摇了摇头。“出了年再说。现在海上不太平。”
“怎么不太平？”
陈老二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警惕。“你不知道？大陈岛那边多了不少船。渔船不敢过去，怕被劫。”
沈知行点了点头，没有多问。
他去了城西的铁匠铺。铁匠铺的老板姓张，五十多岁，满脸络腮胡子，胳膊上全是肌肉。沈知行找他订了一批东西——不是兵器，是农具。他花了六钱银子，订了二十把锄头、二十把镰刀、十把铁锹。赵大牛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付钱，脸上满是不解。
“沈相公，你买这些做什么？”
“送给卫所的兵。让他们开春了在卫所周围种地，种出来的粮食可以补贴口粮。”
赵大牛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，就不问了。
他去了城北的药材铺。药材铺的老板姓胡，是个瘦小的老头，戴着一副水晶眼镜，看上去很精明。沈知行买了一包跌打药、一包治风寒的药、一包止血的药，花了一钱银子。
赵大牛又不解了。“沈相公，你买药做什么？”
“给卫所备着。打仗会受伤，生病会死人。有药，就能少死几个。”
赵大牛沉默了。他看着沈知行把药包好，塞进袖子里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沈相公，你人真好。”
沈知行愣了一下。
“俺以前觉得，当官的都是坏人。彭千户是好人，但他是当兵的，不是当官的。你也是好人，但你是当官的。俺现在想不明白——当官的到底有没有好人？”
沈知行苦笑了一下。“有。但不多。”
赵大牛点了点头，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府衙封印了。
每年腊月二十左右，府衙都会“封印”——把官印用红纸封起来，意思是“过年了，不办公了”，直到正月二十才“开封”。这一个月里，除了紧急事务，所有衙门都不处理公务。
沈知行把经历司和档案房的门锁好，把钥匙交给吴承恩。吴承恩接过钥匙，没有说话。
沈知行走出府衙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侧门上的春联在风中飘动，红纸黑字，写着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门楣上的匾额被雪覆盖了，只露出“临海”两个字。老庞不在门口——他今天休息，在耳房里喝酒。
他站在府衙门口，看着这条他走了无数次的老街。
街上的行人少了，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，只有几家卖年货的还在撑着。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车走过，车上的糖葫芦在雪光中闪着红艳艳的光，像一个一个的小灯笼。
沈知行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，一个他穿越三个月来一直在回避的问题——
他穿越过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调三千石粮食给台州卫？那是为了活命——不是他一个人的命，是一千八百三十二个人的命。
弄银子修船铸炮？那是为了打仗——不是为了打胜仗，是为了少死人。
扳倒张三省？那是为了报仇——不是他自己的仇，是沈存义的仇，是无数被张三省害死的穷人的仇。
但这些都不是“目的”，都是“手段”。真正的目的，他一直没有想清楚。
是为了当官吗？不是。从九品的知事，俸禄一两五钱银子，连赵大牛的棉鞋都买不起。
是为了发财吗？不是。他连过年送礼都要借钱。
是为了出名吗？不是。他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根基，出了名只会死得更快。
那是为了什么？
他站在府衙门口，想了很久，没有想出答案。
“沈相公，”赵大牛站在他身后，瓮声瓮气地说，“走吧，风大了。”
沈知行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回走。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沈知行在耳房里写了一份名单。
名单上的人，是他年后要去宁波拜访的——
宁波知府——姓刘，叫刘景升，嘉靖二十年的进士，跟方启明没有交情，但他的师爷是陆文衡的同乡。
宁波的船商——姓林，叫林启昌，是宁波最大的船主之一，拥有十几条商船，常年跑日本、琉球、南洋的贸易。这个人跟张三省没有关系，但他的生意做得大，可能认识能提供银子的人。
宁波的守备——姓陈，叫陈仲武，正五品武官，负责宁波沿海的防务。这个人跟彭毅是旧相识，可以通过彭毅的关系搭上线。
还有一个人，他没有写名字，只是在名单的末尾写了一个字——“王”。
王直。
海盗头子王直。这个人被朱纨打散之后，逃到了日本，但他在宁波、舟山一带还有残余势力。沈知行不是去找他——找他也找不到。他是在想，王直的人会不会知道那五艘战船的事？会不会知道它们是谁的？
写完之后，他把名单折好，锁进抽屉。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沈知行在耳房里接待了一位客人。
来人是杜恒。
杜恒穿着一件新的黑色绸袍，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瓜皮帽，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小匣子，匣子上系着红色的丝带，一看就是年礼。
沈知行站在门口，没有让他进来。
“杜爷，过年好。”
杜恒笑了笑，把那小匣子递过来。“张三省张老爷让小的送来的，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”
沈知行没有接。他看着杜恒的眼睛，那双眼袋很重的眼睛里有笑意，但笑意下面藏着刀。
“杜爷，”沈知行说，“张老爷的礼，晚生不敢收。晚生只是从九品的小官，受不起。”
杜恒的笑容没有变。“沈大人客气了。张老爷说了，沈大人是有本事的人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这点薄礼，只是结个善缘。”
沈知行沉默了片刻。
他不想收张三省的任何东西。但如果他不收，杜恒就会回去跟张三省说“姓沈的不识抬举”，然后张三省就会更早地对他动手。如果他收了，张三省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收买的人，也许就会缓一缓。
两种选择，没有一种是对的。他只能选择“没那么错”的那一种。
他伸出手，接过那个红色的小匣子。
“那就多谢张老爷了。晚生年后一定登门道谢。”
杜恒的笑容终于变了——变得真诚了一些，像是一个猎人看到猎物踏进了陷阱时的表情。
“张老爷说了，年后在城东酒楼设宴，请沈大人赏光。”
沈知行点了点头。“晚生一定到。”
杜恒拱了拱手，转身走了。黑色绸袍在雪地中格外显眼，像一只黑色的鸟，在白色的天地间飘动着。
沈知行关上门，打开那个红色的小匣子。
里面是一锭银子。不是碎银，是一锭银元宝，上面刻着“长命富贵”四个字。他掂了掂，至少二十两。
二十两银子。他从九品的俸禄，要一年多才能挣到。
他把银元宝放在桌上，盯着它看了很久。
张三省送他二十两银子，不是因为他值这个价。是因为张三省在告诉他——“你的命，值二十两。”在张三省的眼里，一个从九品的小官，二十两银子就可以买断。收了他的银子，就是他的人；不收，就是他的敌人。
沈知行把银元宝锁进了抽屉里。
他没有计划花它，但他也没有把它扔掉。因为这二十两银子，是张三省给的“见面礼”，也许有一天，这二十两银子会成为扳倒张三省的一个证据。
十二月三十日，大年三十。
沈知行起得很早。他把耳房打扫了一遍，把墙上那张梅花图擦了擦，把桌上的油灯换了新灯芯，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然后他烧了一壶水，泡了一碗茶，坐在桌前，等着天黑。
赵大牛蹲在门口，穿着一双新棉鞋——就是沈知行送他的那双，舍不得穿，今天第一天穿上。他不停地低头看自己的脚，好像那不是他的脚，是别人的。
“赵大牛，”沈知行说，“今天过年，你去卫所吧。我这里没事了。”
赵大牛摇了摇头。“彭千户说了，俺的任务是保护你。你一个人在县城，俺不放心。”
沈知行没有再说什么。
下午，老庞来了。他端着一碗红烧肉、一盘饺子、一碟花生米，放在沈知行的桌上。
“沈大人，”老庞说，“这是陆师爷让食堂给你做的。过年了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吃素。”
沈知行看着那碗红烧肉，肥瘦相间，油光发亮，上面撒着葱花，热气腾腾的。他的眼眶有些发酸。
“庞叔，您也一起吃。”
老庞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在赵大牛旁边坐下来。三个人挤在小小的耳房里，吃着红烧肉、饺子、花生米，喝着沈知行泡的茶。
老庞喝了一口茶，咂了咂嘴。“沈大人，你泡的茶太淡了，没味道。”
沈知行笑了笑。“我不会泡茶，凑合喝吧。”
赵大牛不说话，埋头吃饺子。他一口气吃了二十几个，把沈知行的那份也吃了一多半。老庞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把自己盘子里的饺子拨了几个给他。
窗外，鞭炮声从远处传来，噼里啪啦的，像是在宣告新的一年的到来。雪停了，月亮从云层的缝隙里透出来，把雪地照得亮晶晶的。
沈知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月光。
嘉靖三十一年，过去了。
明天就是嘉靖三十二年。
他在这个时代活了三个月零十一天。三个月零十一天里，他做了一些事，认识了一些人，得罪了一些人，也保护了一些人。
他不知道嘉靖三十二年会发生什么。他知道的，是那些历史的“大事件”——倭寇会大举侵扰浙江，严嵩的权势会达到顶峰然后开始衰落，徐阶会在暗中积蓄力量，张居正会崭露头角。但这些“大事件”离他太远了，远得像天上的星星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
他能触摸到的，是眼前的这些人。
赵大牛，一个没有军籍的兵，为了保护他蹲在雪地里过夜。
俞三，一个脸上有刀疤的老兵，为了查烽堠在海上漂了两天一夜。
彭毅，一个连军饷都发不出来的指挥佥事，从自己嘴里省出粮食来修船。
老庞，一个腿脚不好的杂役，在过年的时候给他送来一碗红烧肉。
还有沈存义，这个身体的父亲，一个死在牢里的穷秀才。他不认识他，但用了他的身体，继承了他的仇恨。
这些人，才是沈知行在这个时代活下去的理由。
他端起那碗淡得出奇的茶，喝了一口。
茶凉了，但还有一丝余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