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此次射策交上来的文章，尚书省都已经将四科分门别类，且每一科的文章都按照甲乙丙丁的次序排好，并在每一卷文章上附上一张纸条，写明作者的姓名籍贯家世，以及其余考核的成绩，以供天子参考。
刘羡大抵是相信傅畅、陆云等人的眼光，因此首先从甲等看起。
其余的内容并没有多少需要看的。所谓验筹算，难度并不高，多出自东汉时马续编纂的《九章算术》，所谓验四时，则是出自东汉崔寔所写的《四民月令》，所谓默写经典，其实就是郑玄版本的四书五经，这些都是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高就是高，低就是低。
刘羡所重点要关注的，还是最后的策问。
这次策问，刘羡出的题目其实很简单，或者说很笼统，就是论晋室之亡，于汉室有何借鉴。这个策问的指向并不明确，射策者可以往任何方向进行发散，内容也可大可小，但正是因为如此，也很容易显现出射策者的性格与倾向，甚至看出本人的格局。
如一般庸俗的射策者，大概只能讲一些忠孝礼义、之乎者也之类的废话，或者将天下的兴亡归结于某一人、某一事。稍微好一些的射策者，则会揣摩君王的执政意图，顺着君王的想法去做回答。而高明的射策者，理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，能分析历次政事的演变与得失，最后提出改进的意见。
因此，刘羡希望自己在这次射策中，能多看到一些直接对于政令上的建言。若不能，至少也要表现出对已有改制的支持。
他看的第一篇文章乃是邓攸所写。邓攸乃平阳襄陵人，刘羡早年在办夏阳文会时便已相识，记得他比自己小几岁，当时还在服丧，且服丧长达九年，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贤少年。转眼刘羡快四十岁，邓攸也已三十出头了。
而再看他的文章，也非常有个人的风格，他主要是从教化的角度来谈晋廷之亡。
他认为晋廷之亡，主要是亡于不重教化。虽说晋廷时期，看似文化兴盛，但那不过是士族的私学之兴盛，高门敝帚自珍，以清谈为优容，寒门求学无门，只能钻营于旁门左道，要么如孙秀般用丹药、房中术这种奇淫技巧逢迎君王上位，要么如张方、李含这般挑起斗争，用军功上位。最终便导致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丧。
反观后汉之时，朝廷推崇官学，自太学以下，又在州、郡、县设学。郡守县令，无不以教化为先，所谓有教无类，万里同风，皆修经学。虽然有些分歧，但这使得人人皆识道德文章，三公不问出身，儒宗亦有寒门。
比如说现在尊为儒宗的郑玄，他在后汉之时，三代务农，只能在做县吏的时刻，忙里偷闲地到县学中学习。后有所成，又入关求学于马融，终于自成一派，前后教授弟子数千人，所谓有教无类，弟子也因此多为国家栋梁。
又比如说如今颍川陈氏的始祖陈寔，同样也是单微出身，只是在做县吏时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得了县令的赏识，然后就被推荐到太学求学。等陈寔后来到太丘县为令，对百姓着重教化，连梁上君子都为之感动，最终使得太丘县闻名天下，他得名为太丘公，并一度被誉为当世第一圣贤。
因此，两相比较之下，邓攸总结道，鉴于两汉与魏晋之兴亡，应当重新振兴官学，人皆有礼义廉耻，只是为功名利禄所蒙蔽，只要用官学唤醒平民百姓本身的德性，又何至于事事兵戎相见呢？
刘羡读罢，觉得邓攸所讲甚有见地，虽然不能立竿见影，但确实也是自己应该注重的，于是他在对策文章上用朱笔标了个甲，同意取用他为秀才。
然后是温峤的文章，对于温峤，刘羡也听说过他的名字。在他上一辈中，太原温氏名声鹊起，兄弟六人号称六龙，只是因为是齐王司马攸的旧属，他们多投靠司马冏，继而在洛阳政变中与刘羡为敌，死伤惨重。但即使家族有所没落，也不妨碍温峤被举为秀才，继而被品评为灼然二品。
这也是晋室在灭亡以前，最后一个品定的灼然二品了，刘羡也正好看看是否名副其实。
打开文章，温峤开宗明义，他认为晋廷之亡乃是民政之失。虽然晋廷的灭亡，从直接原因来看，是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强行以痴儿太子司马衷继承帝位，以至于引起了诸王之间争权夺利。但争权夺利这种事，自古有之，尤其是后汉之时，皇帝年幼，外戚掌权，宦官猖狂，屡屡相互倾轧，可为什么后汉可以安稳百余年，做到上乱下清，而晋廷却无法做到呢？
温峤认为，这主要是因为朝廷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人事制度，官员的任用，已经完全取决于上级的青睐，或论资排辈，而非是治政的政绩。
更具体地说，尤其是朝廷命诸王可以肆意开府，多套行政体系互不统属，使得一个王府的长史，往往可以压倒地方重镇的郡守刺史，朝廷的官员又该如何行政呢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王司马伦与梁王司马肜出镇关中，可以肆意地用王府官员来制衡高级官员，这无疑是导致屡屡生乱的罪魁祸首。
因此，温峤认为，朝廷若想要长治久安，主要在于两点。
一点是在于要严格控制地方开府的权力，尤其是在京畿这等重地，一旦有人可以肆意招揽幕僚，而这些幕僚又无所事事，那他们必定无事生非来打破秩序，也平白增加朝廷的开支。
另一点是要明确朝廷的考绩，使得官员升迁有制可循，而不是去频频寻找捷径。如此一来，朝廷的各项政事才能真正落实，不会形成人浮于事的局面，同时也能一直保持权威。
倘若晋廷能做到这两点，纵使洛阳争斗得如何激烈，对于地方民生又有何影响呢？无论朝廷是谁来做主，地方官员依旧唯朝廷是从，同时也不至于使得方镇之间互相攻杀，百姓仍然能够各得其所，自然也就不至于酿成亡国之祸了。
刘羡读罢，对此自是大为欣赏。考绩之法，本来就是刘羡当下在做的，而对于收回府权一事，刘羡则只有隐约的念头，他同意温峤的看法，令出多门乃是大忌，等着一轮改制结束，或许也可以加以考虑。
于是刘羡又给温峤的案卷标了个甲字，放在一旁。
剩下的三人，分别是江夏李式、琅琊颜含、江原常璩。
李式的父亲是前楚王府文学李重，虽然李重和刘羡并不熟识，但也算是同僚，所以李式算是故人之后。他的主张与父亲一脉相承，主要是认为，晋廷为了把握权力不择手段，使得内重外轻，人浮于事，同时为了稳固权力，又对大族刻意放纵。只不过他的倾向与周玘非常接近，认为应该恢复周政，尽可能精政从简。
比如废除九品中正制，听从乡议推举而非中正裁决。比如建立一定数量的封国，让贤明之人担任国主；又比如限定高门大族的奴婢名额，以及所占田亩的数量，并且应该让天下的田亩住宅都不得买卖，使用土断之法，恢复井田制与均田制，命各地百姓不得随意迁徙，各户职业皆世袭，并以此作为考绩标准来严格考核各地官员，若有宽纵违背此制度的，超过三家都应该罢免。
老实说，李式对于晋廷积弊的认识，其实大差不差，但其主张并不符合刘羡的喜好。恢复周政，众建诸侯，其实都还在理解范围内，但恢复井田制与均田制，实施的难度过大，恐怕一提出来，就会引起全国的剧烈震动。
不过朝廷仍然需要有这样一种声音，来保持争论，也可作为对一些士人的威慑。刘羡想，录用当然应该录用，但是否要留在甲等，还有待再看。
琅琊颜含并非一般的名门出身，而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——颜回的第二十六世孙。这确实是非同寻常，刘羡不得不打起精神，细细阅读他的文章。
但细读之下，刘羡难免有些失望。颜含的辞藻、书法、气势皆是上佳，见解也还不错，主要是强调编户齐民的重要，认为晋廷之亡，错在对户籍与田土掌控不足，所以国贫家富，朝廷也因此难以打压士族。因此，天子应该先休兵养民，重整编户，待户给人足，如诸葛之旧政，再发兵不迟。
颜含的观点和朝廷当下的行政思路算是完全一致，并没有提出超过天子之外的想法，也就没有多少借鉴作用。从乐观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支持朝廷新政的人材。但刘羡拿捏不准，这是颜含完全认同朝廷的政策，还是迎合朝廷而已。刘羡对于其放在甲等的考量，与李式的文章相差仿佛。
最后就是江原常璩的文章，也是甲等中唯一一位蜀人。
常璩今岁年方十九，但在刘羡入蜀以后，在太学中学习已有四年了，饱读史书，受巴蜀内部史风盛行的影响，亦颇有史材。
他倒是非常实在，接着射策直接追溯整个晋廷兴亡的历史，一一列举司马氏的为政之失。从司马懿篡权夺位，失言背诺，到司马昭当街弑君，又到司马炎兄弟失和，纵情声色，自欺欺人地以司马衷为太子，任用贾充、杨骏等无德之人，放任官吏草菅人命，士人一意清谈无心民政，一口气竟写了晋廷的二十六条罪状，最后得出晋廷不亡，天理难容的结论。
这算得上是一篇较为辛辣的讽刺文章，也是一篇较为简短的晋朝史，刘羡读完，一时为之气夺。常璩虽未写新朝应该有何借鉴，但所谓前人之失，后人之鉴，写与不写，功过是非都在此处了，这也就是史书存在的意义。
刘羡对常璩自是极为欣赏，当即将其划为甲等，又命人将这篇文章誊抄一遍，留在殿内，以作回味。
而后刘羡又去看乙等的文章，很明显，与甲等的文章相比，这里的文章就逊色了许多。虽说能工于辞藻，但多半也是对刘羡的歌功颂德，对晋廷的批评也与颜含大差不差。能让刘羡印象深刻的，主要是两人，一人是济阴卞壸，另一人则是彭城刘隗。
卞壸的父亲乃是前晋中书令卞粹，刘羡对其印象深刻，卞粹为了给司马冏尽忠，竟试图劫持司马衷与羊献容，险些引出大乱，刘羡虽将其斩杀，但对卞粹的节操还是佩服的。
如今卞壸前来射策，刘羡难免细读。而射策之中，卞壸大谈礼教，以为晋室之失，在于名教崩溃，齐家与治国相妨，使得人人重私而轻公。现在应该要重立名教，推广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理念，君王当以民政为重，重塑礼教，使得江山社稷先于君王得失，再命君臣之道先于父子之道，凡是玩忽职守，以私害公者，皆当免官处置。
刘羡对此深以为然，认为卞壸所言有理，宜当甲等。他估计周顗等人将卞壸放在乙等，还是因为其父与自己的旧怨，但刘羡并无此忌讳，当即把颜含的策论给换了下来。
而彭城刘隗是寒门出身，父亲不过是个县令，但也算是汉室之后。他没有背景，但靠着个人的才干做到了彭城内史，在当地有一定的政绩。
如今参与策试，刘隗便在文章中大谈法家之道，他推崇汉宣帝所言的“霸王道杂之”，而晋廷“纵法，少术，乏势”，最后引得皇权不振，诸王内乱。新天子若要重振皇权，就必须重新“立法，重术，固势”，再循以名教，方才能做到真正的“内圣外王”。
刘羡对此也较为欣赏，虽然策论中辞藻稍逊，不足以让他成为甲等，但敢在这个年头偏信法家，还言辞凿凿者，最起码也是有胆色的人，说不得是推行改制的一把好刀，因此刘羡稍加留意，打算让他管理个大县看看。
剩下的文章中，刘羡也基本过目。廉士科近两百份文章，看了大概有两日，但值得关注的却不多了。如卢谌、挚瞻、王沉等人，虽然骑射考核中表现不错，但文章确实也就中规中矩，没有什么特殊见解，处于一个不过不失的水准，能写一手漂亮的公文，对付得了案牍之劳，录用也没有问题。
最后综合来看，廉士科中，刘羡以温峤为第一，邓攸为第二，卞壸为第三，常璩为第四，李式为第五。算是定下了第一次射策的排名，然后将名单转交给周顗，让他在太学张榜公告。又考虑到时人喜好品评的风气，便以第一名为灼然，第二名为逸才，第三名为妙楷。
公布之后，时人又将甲等五人并称为“庚午五龙”。
刘羡大抵是相信傅畅、陆云等人的眼光，因此首先从甲等看起。
其余的内容并没有多少需要看的。所谓验筹算，难度并不高，多出自东汉时马续编纂的《九章算术》，所谓验四时，则是出自东汉崔寔所写的《四民月令》，所谓默写经典，其实就是郑玄版本的四书五经，这些都是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高就是高，低就是低。
刘羡所重点要关注的，还是最后的策问。
这次策问，刘羡出的题目其实很简单，或者说很笼统，就是论晋室之亡，于汉室有何借鉴。这个策问的指向并不明确，射策者可以往任何方向进行发散，内容也可大可小，但正是因为如此，也很容易显现出射策者的性格与倾向，甚至看出本人的格局。
如一般庸俗的射策者，大概只能讲一些忠孝礼义、之乎者也之类的废话，或者将天下的兴亡归结于某一人、某一事。稍微好一些的射策者，则会揣摩君王的执政意图，顺着君王的想法去做回答。而高明的射策者，理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，能分析历次政事的演变与得失，最后提出改进的意见。
因此，刘羡希望自己在这次射策中，能多看到一些直接对于政令上的建言。若不能，至少也要表现出对已有改制的支持。
他看的第一篇文章乃是邓攸所写。邓攸乃平阳襄陵人，刘羡早年在办夏阳文会时便已相识，记得他比自己小几岁，当时还在服丧，且服丧长达九年，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贤少年。转眼刘羡快四十岁，邓攸也已三十出头了。
而再看他的文章，也非常有个人的风格，他主要是从教化的角度来谈晋廷之亡。
他认为晋廷之亡，主要是亡于不重教化。虽说晋廷时期，看似文化兴盛，但那不过是士族的私学之兴盛，高门敝帚自珍，以清谈为优容，寒门求学无门，只能钻营于旁门左道，要么如孙秀般用丹药、房中术这种奇淫技巧逢迎君王上位，要么如张方、李含这般挑起斗争，用军功上位。最终便导致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丧。
反观后汉之时，朝廷推崇官学，自太学以下，又在州、郡、县设学。郡守县令，无不以教化为先，所谓有教无类，万里同风，皆修经学。虽然有些分歧，但这使得人人皆识道德文章，三公不问出身，儒宗亦有寒门。
比如说现在尊为儒宗的郑玄，他在后汉之时，三代务农，只能在做县吏的时刻，忙里偷闲地到县学中学习。后有所成，又入关求学于马融，终于自成一派，前后教授弟子数千人，所谓有教无类，弟子也因此多为国家栋梁。
又比如说如今颍川陈氏的始祖陈寔，同样也是单微出身，只是在做县吏时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得了县令的赏识，然后就被推荐到太学求学。等陈寔后来到太丘县为令，对百姓着重教化，连梁上君子都为之感动，最终使得太丘县闻名天下，他得名为太丘公，并一度被誉为当世第一圣贤。
因此，两相比较之下，邓攸总结道，鉴于两汉与魏晋之兴亡，应当重新振兴官学，人皆有礼义廉耻，只是为功名利禄所蒙蔽，只要用官学唤醒平民百姓本身的德性，又何至于事事兵戎相见呢？
刘羡读罢，觉得邓攸所讲甚有见地，虽然不能立竿见影，但确实也是自己应该注重的，于是他在对策文章上用朱笔标了个甲，同意取用他为秀才。
然后是温峤的文章，对于温峤，刘羡也听说过他的名字。在他上一辈中，太原温氏名声鹊起，兄弟六人号称六龙，只是因为是齐王司马攸的旧属，他们多投靠司马冏，继而在洛阳政变中与刘羡为敌，死伤惨重。但即使家族有所没落，也不妨碍温峤被举为秀才，继而被品评为灼然二品。
这也是晋室在灭亡以前，最后一个品定的灼然二品了，刘羡也正好看看是否名副其实。
打开文章，温峤开宗明义，他认为晋廷之亡乃是民政之失。虽然晋廷的灭亡，从直接原因来看，是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强行以痴儿太子司马衷继承帝位，以至于引起了诸王之间争权夺利。但争权夺利这种事，自古有之，尤其是后汉之时，皇帝年幼，外戚掌权，宦官猖狂，屡屡相互倾轧，可为什么后汉可以安稳百余年，做到上乱下清，而晋廷却无法做到呢？
温峤认为，这主要是因为朝廷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人事制度，官员的任用，已经完全取决于上级的青睐，或论资排辈，而非是治政的政绩。
更具体地说，尤其是朝廷命诸王可以肆意开府，多套行政体系互不统属，使得一个王府的长史，往往可以压倒地方重镇的郡守刺史，朝廷的官员又该如何行政呢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王司马伦与梁王司马肜出镇关中，可以肆意地用王府官员来制衡高级官员，这无疑是导致屡屡生乱的罪魁祸首。
因此，温峤认为，朝廷若想要长治久安，主要在于两点。
一点是在于要严格控制地方开府的权力，尤其是在京畿这等重地，一旦有人可以肆意招揽幕僚，而这些幕僚又无所事事，那他们必定无事生非来打破秩序，也平白增加朝廷的开支。
另一点是要明确朝廷的考绩，使得官员升迁有制可循，而不是去频频寻找捷径。如此一来，朝廷的各项政事才能真正落实，不会形成人浮于事的局面，同时也能一直保持权威。
倘若晋廷能做到这两点，纵使洛阳争斗得如何激烈，对于地方民生又有何影响呢？无论朝廷是谁来做主，地方官员依旧唯朝廷是从，同时也不至于使得方镇之间互相攻杀，百姓仍然能够各得其所，自然也就不至于酿成亡国之祸了。
刘羡读罢，对此自是大为欣赏。考绩之法，本来就是刘羡当下在做的，而对于收回府权一事，刘羡则只有隐约的念头，他同意温峤的看法，令出多门乃是大忌，等着一轮改制结束，或许也可以加以考虑。
于是刘羡又给温峤的案卷标了个甲字，放在一旁。
剩下的三人，分别是江夏李式、琅琊颜含、江原常璩。
李式的父亲是前楚王府文学李重，虽然李重和刘羡并不熟识，但也算是同僚，所以李式算是故人之后。他的主张与父亲一脉相承，主要是认为，晋廷为了把握权力不择手段，使得内重外轻，人浮于事，同时为了稳固权力，又对大族刻意放纵。只不过他的倾向与周玘非常接近，认为应该恢复周政，尽可能精政从简。
比如废除九品中正制，听从乡议推举而非中正裁决。比如建立一定数量的封国，让贤明之人担任国主；又比如限定高门大族的奴婢名额，以及所占田亩的数量，并且应该让天下的田亩住宅都不得买卖，使用土断之法，恢复井田制与均田制，命各地百姓不得随意迁徙，各户职业皆世袭，并以此作为考绩标准来严格考核各地官员，若有宽纵违背此制度的，超过三家都应该罢免。
老实说，李式对于晋廷积弊的认识，其实大差不差，但其主张并不符合刘羡的喜好。恢复周政，众建诸侯，其实都还在理解范围内，但恢复井田制与均田制，实施的难度过大，恐怕一提出来，就会引起全国的剧烈震动。
不过朝廷仍然需要有这样一种声音，来保持争论，也可作为对一些士人的威慑。刘羡想，录用当然应该录用，但是否要留在甲等，还有待再看。
琅琊颜含并非一般的名门出身，而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——颜回的第二十六世孙。这确实是非同寻常，刘羡不得不打起精神，细细阅读他的文章。
但细读之下，刘羡难免有些失望。颜含的辞藻、书法、气势皆是上佳，见解也还不错，主要是强调编户齐民的重要，认为晋廷之亡，错在对户籍与田土掌控不足，所以国贫家富，朝廷也因此难以打压士族。因此，天子应该先休兵养民，重整编户，待户给人足，如诸葛之旧政，再发兵不迟。
颜含的观点和朝廷当下的行政思路算是完全一致，并没有提出超过天子之外的想法，也就没有多少借鉴作用。从乐观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支持朝廷新政的人材。但刘羡拿捏不准，这是颜含完全认同朝廷的政策，还是迎合朝廷而已。刘羡对于其放在甲等的考量，与李式的文章相差仿佛。
最后就是江原常璩的文章，也是甲等中唯一一位蜀人。
常璩今岁年方十九，但在刘羡入蜀以后，在太学中学习已有四年了，饱读史书，受巴蜀内部史风盛行的影响，亦颇有史材。
他倒是非常实在，接着射策直接追溯整个晋廷兴亡的历史，一一列举司马氏的为政之失。从司马懿篡权夺位，失言背诺，到司马昭当街弑君，又到司马炎兄弟失和，纵情声色，自欺欺人地以司马衷为太子，任用贾充、杨骏等无德之人，放任官吏草菅人命，士人一意清谈无心民政，一口气竟写了晋廷的二十六条罪状，最后得出晋廷不亡，天理难容的结论。
这算得上是一篇较为辛辣的讽刺文章，也是一篇较为简短的晋朝史，刘羡读完，一时为之气夺。常璩虽未写新朝应该有何借鉴，但所谓前人之失，后人之鉴，写与不写，功过是非都在此处了，这也就是史书存在的意义。
刘羡对常璩自是极为欣赏，当即将其划为甲等，又命人将这篇文章誊抄一遍，留在殿内，以作回味。
而后刘羡又去看乙等的文章，很明显，与甲等的文章相比，这里的文章就逊色了许多。虽说能工于辞藻，但多半也是对刘羡的歌功颂德，对晋廷的批评也与颜含大差不差。能让刘羡印象深刻的，主要是两人，一人是济阴卞壸，另一人则是彭城刘隗。
卞壸的父亲乃是前晋中书令卞粹，刘羡对其印象深刻，卞粹为了给司马冏尽忠，竟试图劫持司马衷与羊献容，险些引出大乱，刘羡虽将其斩杀，但对卞粹的节操还是佩服的。
如今卞壸前来射策，刘羡难免细读。而射策之中，卞壸大谈礼教，以为晋室之失，在于名教崩溃，齐家与治国相妨，使得人人重私而轻公。现在应该要重立名教，推广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理念，君王当以民政为重，重塑礼教，使得江山社稷先于君王得失，再命君臣之道先于父子之道，凡是玩忽职守，以私害公者，皆当免官处置。
刘羡对此深以为然，认为卞壸所言有理，宜当甲等。他估计周顗等人将卞壸放在乙等，还是因为其父与自己的旧怨，但刘羡并无此忌讳，当即把颜含的策论给换了下来。
而彭城刘隗是寒门出身，父亲不过是个县令，但也算是汉室之后。他没有背景，但靠着个人的才干做到了彭城内史，在当地有一定的政绩。
如今参与策试，刘隗便在文章中大谈法家之道，他推崇汉宣帝所言的“霸王道杂之”，而晋廷“纵法，少术，乏势”，最后引得皇权不振，诸王内乱。新天子若要重振皇权，就必须重新“立法，重术，固势”，再循以名教，方才能做到真正的“内圣外王”。
刘羡对此也较为欣赏，虽然策论中辞藻稍逊，不足以让他成为甲等，但敢在这个年头偏信法家，还言辞凿凿者，最起码也是有胆色的人，说不得是推行改制的一把好刀，因此刘羡稍加留意，打算让他管理个大县看看。
剩下的文章中，刘羡也基本过目。廉士科近两百份文章，看了大概有两日，但值得关注的却不多了。如卢谌、挚瞻、王沉等人，虽然骑射考核中表现不错，但文章确实也就中规中矩，没有什么特殊见解，处于一个不过不失的水准，能写一手漂亮的公文，对付得了案牍之劳，录用也没有问题。
最后综合来看，廉士科中，刘羡以温峤为第一，邓攸为第二，卞壸为第三，常璩为第四，李式为第五。算是定下了第一次射策的排名，然后将名单转交给周顗，让他在太学张榜公告。又考虑到时人喜好品评的风气，便以第一名为灼然，第二名为逸才，第三名为妙楷。
公布之后，时人又将甲等五人并称为“庚午五龙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