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事后的角度来看，在三吴册立晋安国一事，确实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。但在此时的义安，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，原因无他，朝廷的新制度一套跟着一套，实在令众人目不暇接。而就在天子宣布册立晋安国的同时，他又宣布了一条新的诏令，顿时吸引了朝中士人的所有注意，那便是《招贤诏》。
虽然世人常常议论说，一个国家想要长盛久安，就必须要有好的制度。但制度终究只是制度，如果只是写在纸上，没有人执行，没有人落实，哪怕说得天花乱坠，也不过是白纸一张，毫无意义可言。同样，哪怕一个国家已经制度运转良久，有人频频扭曲制度，违背制度，甚至公然打破制度，一样也会走向衰败。
所以要真正使得国家富强昌盛，一切的根基都在于人材。虽然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大，但自古以来，确实不缺乏以一人而兴国，失一人而败国的前例。
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吴起，他同时作为儒宗、法神、兵圣，乃是春秋、战国之交的第一贤哲。在鲁国则救鲁于存亡之时，在魏国则强魏于大争之世，最后于楚国变法，七年令衰楚振兴，继而横行天下，再次击败了他一手缔造的魏武卒。而他离开以后，三国皆无法回到吴起执政时的高度。制度还是那些制度，国土还是那些国土，甚至其余人也没有大的变化，就因为一人的存亡，便足以影响国家的运数，足可见人才的影响之大。
历代君王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故而纷纷求贤。如秦孝公下《求贤令》，于是得商鞅；燕昭王筑黄金台，于是得乐毅、苏秦；到战国四公子，门客云集，蔚然成风，无论是鸡鸣狗盗之辈，还是说客策士之徒，皆在乱世中大放异彩。然后有了汉武帝开创察举制度，命天下州郡向朝中举贤。
只是汉武帝考虑到想要国家长治久安，不只要考察才能，还要重视德性，以达到教化天下的作用。而儒家又主张，德行之中，孝为第一，因此察举的人才，应该首重孝道，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，便是这个道理。
但德性如何考察呢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问题，正如上文所言，任何制度都有漏洞可钻，尤其是在这个极为模糊的问题上，察举人考察德性，往往最后成了考察关系。所以就有了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察孝廉，父别居；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”的讽刺民谣。
到魏武帝曹操时期，他既未能平定乱世，便正式颁布《求贤令》，强调“唯才是举”，不知情的人常常以为是曹操重视寒士，不看门第。但实际上，这是宣告了汉儒名教体系的彻底破产，忠孝之道无人问津，也彻底放弃了对德性的考察，使得整个官场风气迅速走向腐败，到晋朝时已经无法收拾。
等到了如今，刘羡平定了半壁江山，扩张了六州之地，要推行新政改制，就面临了两个问题，一是他必然要征辟大量的官员推进管理，不然无法改制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又要设法扭转官场的风气，不然盲目改制，也可能导致民心纷乱，乃至于生出亡国之祸，王莽改制便是前车之鉴。
因此，刘羡便下发了《招贤诏》，以表明自己的心意。
刘羡的《招贤诏》非常简单，倒也没有多少弯弯绕绕，就是很直白地表明道：“政在得人，而知之至难，今四海久逢大难，百废待兴，朝廷用人，急如星火，故不拘疏远单贱，先才后德，选贤任能耳。今岁九月下旬，于太学求天下之贤才，射策试经，重设四科，以成大治。”
简单来说，刘羡此次征辟的宗旨，是先看才能，然后考察德性，等两次合格之后，方才会进行任用。
怎么看才能，当然就是老法子，在太学中射策试经，并且不限任何门第，只要是能在规定时间到太学参与考核的士人，都可以参加，一旦朝廷考察合格，便会委以官职。
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主意，早在汉顺帝时期，汉顺帝为了筛选人才，推广阳嘉新制，就命太学严格试经，若是射策不合格的人才，便直接将其遣送回乡，并严格处置推举不合格人才的举主。从此这个制度就传承下来，从曹魏到晋朝，也没有废止，刘羡本人也是通过秀才科，方才正式入仕的。
只是在这样的射策制度之外，有九品中正制度这样一条极为明显的捷径，使得大量的士族可以不学而仕。人都是有惰性的，若有关系便能走捷径，那合格的官员自然就会变少，经营关系的人反而越来越多。刘羡出于事功的选择，必然要进一步重新强调射策制度。
甚至刘羡认为，过去考核的内容过于简单，像刘羡出仕时，是应试最难的秀才科，也就是要接连答五篇策问。想像刘羡这样连答五篇，成为灼然很难，但其实只要能答上两三题，也就可以合格通过了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应试内容仍显简单，最难的秀才科都如此，其余较简单的孝廉科、寒素科更不必说，完全是流于形式。
因此，刘羡打算全面加强射策考核的内容，从只写两篇简单的策论，变为更综合的考量。
以下是这次太学射策的细则，全部以露布的形式，张贴在太学的各个大门上。
这一次太学射策，他打算按照朝廷目前的需求，将射策分为四科，分别是廉士、明法、阴阳、良将。
其中廉士是考察的主体部分，应试者需要经过两道体力考核，即骑与射，这个考核并不严格，主要是官员最少要有一个过得去的身体，能当众骑马百步不坠，又能于三箭内十步开弓中靶者，证明没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便算过关。
然后是三道基础考核。一是验筹算，身为官吏，自然要对案牍敏感，不然连账目都看不出个好歹来，还当什么官员？二是问四时，在不同的月份，官员们主要的政务有哪些，对要做的了然于心，才有施政的依据。三是察经学，考察四书五经中的经典篇章，让他们进行默写，这也算是儒生的基本功。
最后才是策问，这次的策问只有一题，就是询问应试者，晋室灭亡，于汉室究竟有何借鉴？
以上便是廉士科有关考核的全部内容，只要应试者能够通过，关于才能的考核便基本结束了。对于通过率，刘羡事实上放得很宽，总而言之，刘羡并不打算做什么不切实际的指望，官风百年如此，也不可立刻有根本性的改变，不会因为有一两项不合格就直接筛汰。主要是以此给考生的成绩分个三六九等，表明朝廷的倾向性，除非考生一个也不通过，还是会考虑录用的。
但这仅仅是才能上的，刘羡为了表明朝廷重视德育的态度，在才能考核通过后，还会进行德性考察。只不过他并没有从所谓的孝行出发，而是从公纪的角度出发。
只要应试者来路明确，是出身清白的良家子，朝廷都会对其进行任用。可若是查出有诸如抗租、逃役、偷税乃至杀人等行为的应试者，一律不予录用。同样，对于父母死于朝廷历次战事的烈属子女，或者对朝廷有过巨大功勋的官员子女，也会有一定的任官优待。
这也就是所谓的先才后德，不是不考察德性，也不是完全不看门第，但绝不能毫无门槛地放纵官场上的坏作风，而且必须要有足够的才能。
不过这次射策，朝廷也不可能查得多么精细，毕竟乱世之中，许多记录都已经湮灭离散了，到处是背井离乡的流民，很多过往根本无从寻找。刘羡这么规定，主要是为了表明朝廷用人的态度。
走完以上所有流程以后，朝廷便会将射策结果分甲乙丙丁四等，其中甲等五人是秀才，乙等二十人是贤良，丙等六十人是寒素，丁等一百人是廉吏。
明法科也大差不差，与廉士科具体的区别无非是从四时、经学的考核变为了法学的考核，策问变成了断狱。只不过录取的人数要少不少，大概只有五十人名额。
阴阳科则是问天文、历数、测算、匠造，因其知识偏僻，难度较高，录取名额更少，刘羡已经做好了只录取十人的准备。
良将科则稍微多一些，刘羡准备录取一百人，之所以开此科，也是为了给军中重新吸纳一些人才。毕竟如今朝廷的军队中，有一半的军队是从晋军吸纳，或是用流民刚刚建立的，要给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，原有的人才严重不足。刘羡打算补充一些有素养的士人进入军中，做县尉以及屯田都尉之类的中下层军官。
但考核的内容也较为严格，对他们的体力要求就是能穿甲开一石弓，五十步射箭十中五，射策既考兵法，也考大略，针对当下的战局有无自己的想法。
综上所述，此次求贤射策，已经与此前的太学射策有很大的变化，一个是考核内容更加全面，一个是重拾对德性的考察。而且录用之后，并不是按照魏晋的惯例，直接进入内朝做郎官，而是要外放到地方上，先有地方的治理经验。这也是遵循晋武帝时期，由傅祗、傅咸提出的甲午制度，地方治理的重要性要强过中央。
但从根本上而言，此次射策与之前诸多射策最大的不同只在一点，即并没有所谓的射策资格一说。
以前的太学射策，基本都是要有举主推举，或是在太学自费待满两年，方才能进行岁试。可眼下朝廷急需用人，在义安聚集的又足足有七八千各地士人，让他们待满两年，或是有举主推举，根本不现实。于是刘羡便有了取消射策资格的想法，让生员们在太学内报名，只要已经元服成年，太学便可发放考试用的名牒，然后参加此次的太学射策。
但这很明显是救急的权宜之策，至于要不要成为常态，等这次射策结束以后，看看成效再说。
而这也仅仅是第一轮射策，刘羡还派使者巡告全国各州郡，自通告到郡县一月之内，愿意到义安参加射策的士人，上至官吏，下至庶民，皆可参加，地方官员当开具名牒，予以放行。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，太学内都会开放特科予以考核，凡录用者同样会予以官秩。
很快，等朝廷将诏令张贴出来，并公布细则后，京畿上下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许多人都对朝廷的这次射策求贤抱有诟病，一来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繁琐了，二来要求也似乎太严了，三来外放的官职似乎也有些太小了。几十年下来，贤人高士都以清谈为荣，实务为耻，当官还要如此劳累，岂是清流名士之所为？真正的高人智者，只需要两三言语，就可以化粪土为黄金，又何必如此苛求呢？
当然，相比之下，支持的声音还是更多。毕竟只要人不是蠢材，就会明白一个道理，官就是官，有权无权，就会导致地位的天差地别。同样是几十年下来，上进无门的寒士要比清谈士族们要多得多，他们怎会在意这些。而此次来看，朝廷打算一口气征辟近四百名官员，正是极为难得的机遇，怎能就此错过呢？
于是一时间，士人们纷纷准备射策，其余的事情也都顾不得了。或习射，或习骑，或加紧背诵经典，或提前准备文章，以致于义安城内的纸张被抢购一空，没过多久，连江陵的纸张也都卖光了，以致于朝廷不得不又临时征用别处的纸匠，开设了几个新纸坊，以供射策之用。
不过第一轮射策的时间来得很快，距离公布制令到正式射策，中间不过二旬，众人临时抱佛脚，也很难有什么质的改变。这二旬可谓是转瞬即过，报名人数也超过了刘羡的预料，他已经估算过策试的人数，预计可能有八千余人，没想到还是低估了。
也就这二十天内，荆湘各州亦有士人闻讯赶来，竟然又多了千余人，使得这一次射策规模，达到了万人之多。还好刘羡事先精心营造过太学馆舍，是按照五万人的规模来筑造的，东宫的建造都为此延后。这使得士人虽多，义安太学仍然能够容纳得下。
于是在汉启明五年九月甲寅，刘羡率三省官员出席太学，亲自主持称帝以来的首次射策。
虽然世人常常议论说，一个国家想要长盛久安，就必须要有好的制度。但制度终究只是制度，如果只是写在纸上，没有人执行，没有人落实，哪怕说得天花乱坠，也不过是白纸一张，毫无意义可言。同样，哪怕一个国家已经制度运转良久，有人频频扭曲制度，违背制度，甚至公然打破制度，一样也会走向衰败。
所以要真正使得国家富强昌盛，一切的根基都在于人材。虽然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大，但自古以来，确实不缺乏以一人而兴国，失一人而败国的前例。
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吴起，他同时作为儒宗、法神、兵圣，乃是春秋、战国之交的第一贤哲。在鲁国则救鲁于存亡之时，在魏国则强魏于大争之世，最后于楚国变法，七年令衰楚振兴，继而横行天下，再次击败了他一手缔造的魏武卒。而他离开以后，三国皆无法回到吴起执政时的高度。制度还是那些制度，国土还是那些国土，甚至其余人也没有大的变化，就因为一人的存亡，便足以影响国家的运数，足可见人才的影响之大。
历代君王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故而纷纷求贤。如秦孝公下《求贤令》，于是得商鞅；燕昭王筑黄金台，于是得乐毅、苏秦；到战国四公子，门客云集，蔚然成风，无论是鸡鸣狗盗之辈，还是说客策士之徒，皆在乱世中大放异彩。然后有了汉武帝开创察举制度，命天下州郡向朝中举贤。
只是汉武帝考虑到想要国家长治久安，不只要考察才能，还要重视德性，以达到教化天下的作用。而儒家又主张，德行之中，孝为第一，因此察举的人才，应该首重孝道，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，便是这个道理。
但德性如何考察呢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问题，正如上文所言，任何制度都有漏洞可钻，尤其是在这个极为模糊的问题上，察举人考察德性，往往最后成了考察关系。所以就有了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察孝廉，父别居；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”的讽刺民谣。
到魏武帝曹操时期，他既未能平定乱世，便正式颁布《求贤令》，强调“唯才是举”，不知情的人常常以为是曹操重视寒士，不看门第。但实际上，这是宣告了汉儒名教体系的彻底破产，忠孝之道无人问津，也彻底放弃了对德性的考察，使得整个官场风气迅速走向腐败，到晋朝时已经无法收拾。
等到了如今，刘羡平定了半壁江山，扩张了六州之地，要推行新政改制，就面临了两个问题，一是他必然要征辟大量的官员推进管理，不然无法改制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又要设法扭转官场的风气，不然盲目改制，也可能导致民心纷乱，乃至于生出亡国之祸，王莽改制便是前车之鉴。
因此，刘羡便下发了《招贤诏》，以表明自己的心意。
刘羡的《招贤诏》非常简单，倒也没有多少弯弯绕绕，就是很直白地表明道：“政在得人，而知之至难，今四海久逢大难，百废待兴，朝廷用人，急如星火，故不拘疏远单贱，先才后德，选贤任能耳。今岁九月下旬，于太学求天下之贤才，射策试经，重设四科，以成大治。”
简单来说，刘羡此次征辟的宗旨，是先看才能，然后考察德性，等两次合格之后，方才会进行任用。
怎么看才能，当然就是老法子，在太学中射策试经，并且不限任何门第，只要是能在规定时间到太学参与考核的士人，都可以参加，一旦朝廷考察合格，便会委以官职。
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主意，早在汉顺帝时期，汉顺帝为了筛选人才，推广阳嘉新制，就命太学严格试经，若是射策不合格的人才，便直接将其遣送回乡，并严格处置推举不合格人才的举主。从此这个制度就传承下来，从曹魏到晋朝，也没有废止，刘羡本人也是通过秀才科，方才正式入仕的。
只是在这样的射策制度之外，有九品中正制度这样一条极为明显的捷径，使得大量的士族可以不学而仕。人都是有惰性的，若有关系便能走捷径，那合格的官员自然就会变少，经营关系的人反而越来越多。刘羡出于事功的选择，必然要进一步重新强调射策制度。
甚至刘羡认为，过去考核的内容过于简单，像刘羡出仕时，是应试最难的秀才科，也就是要接连答五篇策问。想像刘羡这样连答五篇，成为灼然很难，但其实只要能答上两三题，也就可以合格通过了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应试内容仍显简单，最难的秀才科都如此，其余较简单的孝廉科、寒素科更不必说，完全是流于形式。
因此，刘羡打算全面加强射策考核的内容，从只写两篇简单的策论，变为更综合的考量。
以下是这次太学射策的细则，全部以露布的形式，张贴在太学的各个大门上。
这一次太学射策，他打算按照朝廷目前的需求，将射策分为四科，分别是廉士、明法、阴阳、良将。
其中廉士是考察的主体部分，应试者需要经过两道体力考核，即骑与射，这个考核并不严格，主要是官员最少要有一个过得去的身体，能当众骑马百步不坠，又能于三箭内十步开弓中靶者，证明没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便算过关。
然后是三道基础考核。一是验筹算，身为官吏，自然要对案牍敏感，不然连账目都看不出个好歹来，还当什么官员？二是问四时，在不同的月份，官员们主要的政务有哪些，对要做的了然于心，才有施政的依据。三是察经学，考察四书五经中的经典篇章，让他们进行默写，这也算是儒生的基本功。
最后才是策问，这次的策问只有一题，就是询问应试者，晋室灭亡，于汉室究竟有何借鉴？
以上便是廉士科有关考核的全部内容，只要应试者能够通过，关于才能的考核便基本结束了。对于通过率，刘羡事实上放得很宽，总而言之，刘羡并不打算做什么不切实际的指望，官风百年如此，也不可立刻有根本性的改变，不会因为有一两项不合格就直接筛汰。主要是以此给考生的成绩分个三六九等，表明朝廷的倾向性，除非考生一个也不通过，还是会考虑录用的。
但这仅仅是才能上的，刘羡为了表明朝廷重视德育的态度，在才能考核通过后，还会进行德性考察。只不过他并没有从所谓的孝行出发，而是从公纪的角度出发。
只要应试者来路明确，是出身清白的良家子，朝廷都会对其进行任用。可若是查出有诸如抗租、逃役、偷税乃至杀人等行为的应试者，一律不予录用。同样，对于父母死于朝廷历次战事的烈属子女，或者对朝廷有过巨大功勋的官员子女，也会有一定的任官优待。
这也就是所谓的先才后德，不是不考察德性，也不是完全不看门第，但绝不能毫无门槛地放纵官场上的坏作风，而且必须要有足够的才能。
不过这次射策，朝廷也不可能查得多么精细，毕竟乱世之中，许多记录都已经湮灭离散了，到处是背井离乡的流民，很多过往根本无从寻找。刘羡这么规定，主要是为了表明朝廷用人的态度。
走完以上所有流程以后，朝廷便会将射策结果分甲乙丙丁四等，其中甲等五人是秀才，乙等二十人是贤良，丙等六十人是寒素，丁等一百人是廉吏。
明法科也大差不差，与廉士科具体的区别无非是从四时、经学的考核变为了法学的考核，策问变成了断狱。只不过录取的人数要少不少，大概只有五十人名额。
阴阳科则是问天文、历数、测算、匠造，因其知识偏僻，难度较高，录取名额更少，刘羡已经做好了只录取十人的准备。
良将科则稍微多一些，刘羡准备录取一百人，之所以开此科，也是为了给军中重新吸纳一些人才。毕竟如今朝廷的军队中，有一半的军队是从晋军吸纳，或是用流民刚刚建立的，要给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，原有的人才严重不足。刘羡打算补充一些有素养的士人进入军中，做县尉以及屯田都尉之类的中下层军官。
但考核的内容也较为严格，对他们的体力要求就是能穿甲开一石弓，五十步射箭十中五，射策既考兵法，也考大略，针对当下的战局有无自己的想法。
综上所述，此次求贤射策，已经与此前的太学射策有很大的变化，一个是考核内容更加全面，一个是重拾对德性的考察。而且录用之后，并不是按照魏晋的惯例，直接进入内朝做郎官，而是要外放到地方上，先有地方的治理经验。这也是遵循晋武帝时期，由傅祗、傅咸提出的甲午制度，地方治理的重要性要强过中央。
但从根本上而言，此次射策与之前诸多射策最大的不同只在一点，即并没有所谓的射策资格一说。
以前的太学射策，基本都是要有举主推举，或是在太学自费待满两年，方才能进行岁试。可眼下朝廷急需用人，在义安聚集的又足足有七八千各地士人，让他们待满两年，或是有举主推举，根本不现实。于是刘羡便有了取消射策资格的想法，让生员们在太学内报名，只要已经元服成年，太学便可发放考试用的名牒，然后参加此次的太学射策。
但这很明显是救急的权宜之策，至于要不要成为常态，等这次射策结束以后，看看成效再说。
而这也仅仅是第一轮射策，刘羡还派使者巡告全国各州郡，自通告到郡县一月之内，愿意到义安参加射策的士人，上至官吏，下至庶民，皆可参加，地方官员当开具名牒，予以放行。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，太学内都会开放特科予以考核，凡录用者同样会予以官秩。
很快，等朝廷将诏令张贴出来，并公布细则后，京畿上下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许多人都对朝廷的这次射策求贤抱有诟病，一来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繁琐了，二来要求也似乎太严了，三来外放的官职似乎也有些太小了。几十年下来，贤人高士都以清谈为荣，实务为耻，当官还要如此劳累，岂是清流名士之所为？真正的高人智者，只需要两三言语，就可以化粪土为黄金，又何必如此苛求呢？
当然，相比之下，支持的声音还是更多。毕竟只要人不是蠢材，就会明白一个道理，官就是官，有权无权，就会导致地位的天差地别。同样是几十年下来，上进无门的寒士要比清谈士族们要多得多，他们怎会在意这些。而此次来看，朝廷打算一口气征辟近四百名官员，正是极为难得的机遇，怎能就此错过呢？
于是一时间，士人们纷纷准备射策，其余的事情也都顾不得了。或习射，或习骑，或加紧背诵经典，或提前准备文章，以致于义安城内的纸张被抢购一空，没过多久，连江陵的纸张也都卖光了，以致于朝廷不得不又临时征用别处的纸匠，开设了几个新纸坊，以供射策之用。
不过第一轮射策的时间来得很快，距离公布制令到正式射策，中间不过二旬，众人临时抱佛脚，也很难有什么质的改变。这二旬可谓是转瞬即过，报名人数也超过了刘羡的预料，他已经估算过策试的人数，预计可能有八千余人，没想到还是低估了。
也就这二十天内，荆湘各州亦有士人闻讯赶来，竟然又多了千余人，使得这一次射策规模，达到了万人之多。还好刘羡事先精心营造过太学馆舍，是按照五万人的规模来筑造的，东宫的建造都为此延后。这使得士人虽多，义安太学仍然能够容纳得下。
于是在汉启明五年九月甲寅，刘羡率三省官员出席太学，亲自主持称帝以来的首次射策。